。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安平的本质呢?储安平的发言,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发表的。伯钧是《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的这一篇发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后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记得上星期六晚间(六月八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社论即指《这是为什么?》)。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②。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我怀疑伯钧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前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写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会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亲回到了家。他只对母亲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民盟的会,以史良的发言为主,她很有准备。”见他神情沮丧,母亲没好再问。
第二天近午时分,同时送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父亲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母亲看罢,几乎难以相信洋洋数千言,竟是从史大姐嘴里说出来的。
但是,她更加责怪的是自己的丈夫:“那天,你说去史良家谈谈,我满以为你是听听她的意见,请她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及问题,谁知道你跑去讲这些!你鸣放得还不够吗?嫌人家手里的辫子还少吗?”母亲气得满脸通红。
父亲一句话不讲。吃午饭了,父亲平时吃饭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一放,对母亲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惊于三十年后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举行委员活动,母亲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特意将我的姐夫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忘不了,难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罗联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连那个“六六六”教授会议,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划铺排的。只不过临到开会,他借故走掉。而且运动的收尾时刻,他把具体操办这件事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调离北京,驱赶到大西北。我听了,先是震惊,后也不觉奇怪。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再后来,我又听说:大跃进时期,史良见一批党外人士光荣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毛泽东不同意,周公称她是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作用更大。
一九六五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了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被有关单位收走。母亲偷偷对我说:“你的罗伯伯收藏的情书可多呢,据说还有青丝发。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刘王立明,史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我几次从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次返京,住在已被红卫兵占据的家中,陪伴着体质虚弱且终日担惊受怕的父母。一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亲去王府井东厂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焦急忧虑的母亲,煮了稀饭等他回来。下午一点多,年迈的父亲徒步而归。
他喝完稀粥,把母亲和我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显然,父亲所说的从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以前。
父亲接着说:“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老罗索讨自己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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