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她是很讨人喜欢的；但要知道的是，她是否可爱到那种程度，使人能够容忍那种反常的恬不知耻。她在断头台下，要求别人给她纸和笔，以便记述她的旅行的最后时刻，将她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到革命广场途中的观感记录下来；当然，这样的女人表现了对前途的关注，和对生命的蔑视，这样的例子是很罕见的。罗兰夫人有个性，但没有天才：前者可以产生后者，后者不能产生前者!
六月十九日我到蒙特莫朗西山谷，拜访卢梭居住过的埃米塔热庄园。并非我怀念埃皮耐夫人和那种做作和反常的社交生活，而是想同一个其作风同我的作风截然相反的孤独者告别，尽管他的非同凡响的才气曾经令青年时代的我感动。第二天，我仍然在埃米塔热；在这对于君主制度致命的一天，我在这个僻静的乡村，碰见两个同我一样散步的人；我想，他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是漠不关心的。一位是马雷先生①，属于帝国的人；一位是巴雷尔先生②，属于共和国的人。和善的巴雷尔先生避开喧嚣，带着他的情感哲学，来到朱莉的树阴下③，讲说革命的甜言蜜语。根据这位断头台行吟诗人的报告，国民公会宣布：“恐怖已列人日程”；他躲在装脑袋的篮子里，逃脱了恐怖；在断头台下，从血淋淋的木桶底，传来他哇哇的叫声：“杀死他!”巴雷尔是那种奥比昂④用微风变成的老虎：velocisZephyriproles．⑤
①马雷(Maret，一七六三—一八三九)：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大革命初期为新闻记者。
②巴雷尔(BarreredeVieizac)：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与罗伯斯庇尔有联系，雾月九日倒台。
③此处暗示卢梭的《新爱洛伊丝》。
④奥比昂(Oppien)：公元二世纪的希腊诗人。
⑤拉丁文，意思前面已经讲了：微风变成的老虎。
金内戈，尚福尔，我旧时的作家朋友，对六月二十日事件很满意。继续在中学教书的拉阿尔佩，以他洪钟般的声音喊道：“你们疯了!你们顶撞所有的人民代表。刺刀!刺刀!刺刀来了!”虽然我的美洲之行使我成为一个不那么默默无闻的人，但我还无法站立在原则和雄辩的峰顶。封塔纳由于他过去同君主社的联系，此刻面临危险。我哥哥是愤激俱乐部的成员。根据维也纳和柏林之间的政府协议，普鲁士人在行动；在蒙斯方面，法国人和奥地利人之间已经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冲突。必须当机立断了。
我哥哥和我弄到了去里尔的假护照。我们俩都装扮成酒贩子，穿着国民自卫军制服，打算就军需供应投标。我哥哥的随身仆人路易?普兰，又称圣路易，用他的真实姓名旅行。尽管他是下布列塔尼朗巴尔人，他到弗朗德勒去探亲。我们出发的时间定为七月十五日，即第二次联盟节次日。十四日，我们同罗桑波一家、我的姐姐们和我的妻子，来到蒂沃里花园。蒂沃里属于布坦先生，他的女儿嫁给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将近傍晚，我们看见许多参加联盟节的人逛来逛去，帽子上用粉笔写着：“佩蒂翁或死亡!”蒂沃里，我流亡的出发地，要变成娱乐和喜庆的场所。我们的亲人们同我们分手的时候，并不感到忧伤。他们认为我们不过是去旅游。我那找回的一千五百法郎似乎足以让我们凯旋回到巴黎。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我同哥哥一起流亡——圣路易的遭遇——我们越过边境
六月十五日上午六时，我们登上公共马车。我们预订了前车厢的座位，就在车夫旁边。我们假装不认识的随身仆人同其他乘客一起，坐在后面车厢里。圣路易有梦游的毛病。晚上，他到巴黎去寻找他的主人，睁着眼睛，但实际上在梦游。他发病的时候，帮我哥哥脱衣服，安排他上床，用同一句话回答问题：“我知道，我知道。”要等别人在他脸上泼一盆冷水，他才能醒过来。他四十来岁，身高六尺，既高大，又丑陋；除了我哥哥，这个可怜人从未服侍过其他主人。晚饭时，他不得不和我们同桌用餐，他显得非常尴尬。乘客都充满革命激情，大谈要把贵族们吊在路灯杆上，这更增加他的恐惧。他考虑要穿过奥地利人的岗哨，参加勤王军打仗，终于精神崩溃了。他喝了很多酒，重新上车；我们回到前车厢。
半夜，我们听见乘客们大叫：“下去!公民，下去!”车停了，车门打开，立即听见男人和女人的吼叫声：“我们忍受不了啦，下去，猪猡!强盗!下去，下去!”我们也下车。我们看见圣路易被人搡着，被赶下车；他站立起来，光着头，用他睁开的睡眼四处张望，撒腿朝巴黎方向跑去。我们不能够认他，否则我们会暴露自己；只能听天由命了。他在第一个村庄就被人抓住，他对人说他是德?夏多布里昂伯爵的仆人，住在巴黎邦迪街。骑警队几经转手，将他一直押到罗桑波庭长家中。这个倒霉人的证词就是我们流亡的证据，结果将我哥哥和嫂嫂送上断头台。
第二天，停车吃早餐时，我们听见乘客无数次重复这个故事：“此人脑瓜有毛病。他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满嘴奇谈怪论，肯定是阴谋分子，逃避追捕的杀人犯。”有教养的女公民红着脸，一边摇晃着印有《宪法》的绿纸大伞子。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夜游症、恐惧和饮酒的恶果。
到达里尔之后，我们寻找那个应该带我们过境的人。流亡运动有联络人；从后果看，这些拯救人员变成了葬送者。君主派仍然很强大，问题没有解决；软弱和胆小的人继续效劳，等待形势变化。
我们在城门关闭之前出城。我们到一间偏僻的房子里等候。到晚上十时，到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才重新上路。我们什么也没有带，手里只有一根棍子；几个月之前，我在美洲森林里，就是这样跟在我的荷兰向导后面的。
我们穿过麦田，田间蜿蜒着依稀可辨的小路。法国和奥地利巡逻队在四处搜索；我们有可能落进这边或那边的巡逻队手里，也可能被骑哨的手枪击中。我们远远看见一些单个的骑兵，他们手里拿着武器，一动也不动；我们听见低凹的道路上传来马蹄声；我们用耳朵贴地，听见步兵整齐的步伐声。我们有时奔跑，有时掂着脚尖慢慢走；三个小时之后，来到树林内的十字路口，听见有几只夜莺唱歌。一群躲在树后的枪骑兵举着马刀向我们扑过来。我们叫道：“我们找勤王军，我们是军官!”我们要求他们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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