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神
有一个晚上在奥地利，我用德语朗读自己的作品。结束之后，听众纷纷前来握手。一个中年的德国妇女等到最后才走过来，深深注视我，说：“我一直在看您的眼睛。您说话的时候，我总觉得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长期在西方住过？”
我忍不住笑了，“是呀。”我说，“美国住了近九年，欧洲快十年了。”
“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说。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觉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为，当我坐在那讲台上望着他们的眼睛时，我理解他们的眼神。我分辨得出他们眼波流动的是揶揄还是欣赏，是幽默还是嘲笑。当他们彼此会心地对望一眼时，我感觉得出那一眼是轻视还是喜爱，是狐疑还是肯定。我听得懂他们最微妙的笑话，也探得出他们试图隐藏的厌倦。如果眼神是一种语言，是的，那么我显然在不自觉中就用了欧洲人的眼神在和他们对话。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实上，应该不只于眼神。还有身体语言，也就是举手投足。我这个在西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国人，和一个没有西方经验感染的中国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的走姿、坐态、表达同意和反对的手势、与人谈话时所习惯保持的身体距离、告别时握手或拥抱的刹那决定……这个观察敏锐的德国妇女觉得对我“熟悉”，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晚上，我以欧洲人的眼神和身体语言与她做了沟通。
步出演讲厅，踩进灯影错杂的夜色里，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起台湾90年代的种种，用不同于北京腔的国语，用彼此熟悉的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时，我们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没有握手。
那位德国妇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实只是一个译本；她哪里知道原文的我是个什么东西？
他是谁？
张爱玲移民美国，常年在公寓里深居简出。爱慕她才华的台湾人不远千里去探望，管理公寓的美国老太太自然不曾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她认识张的；“她好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脑袋，表示是精神病。
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中国的张爱玲，究竟用什么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邻人对望？几十年来，她究竟用什么语言处理生活的流动？我们不清楚，我们只知道，那美国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觉她的身体语言、倾听她带着腔调的英语之后，自以为是地下了注解：“她好像有病。”敲敲脑袋。
从上海翻印到美国的张爱玲显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样到认不出来是书的东西。张爱玲在中文世界里的存在意义，一旦进入美国老太太的眼中，就简化成“她平日不太出来，偶尔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门去超市买点东西什么的。”她哪里能想象，这个“好像有病”的亚洲老女人在初到美国时，曾经感叹：“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只要有……所谓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与胡适分手时，两人望着有雾的河面，“……仿佛有一阵悲风，”还年轻、刚刚离开中国的张爱玲写着，“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到了美国，繁华似锦的写作就整个枯萎。悲风从十万八千里的深处向她吹来，她显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
管公寓的美国老太大将张爱玲看作精神病人，我想，只是因为她不认得属于张爱玲的“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罢了。
你哪儿都不在
张爱玲的沉默或许不该叫沉默，该叫失语。沉默还是自己的选择，失语则纯属迫不得已。
卡夫卡的人醒来发觉自己变成了虫：他，它，和周遭的世界突然断了沟通的可能。当他以虫的形体——以虫的眼神，虫的身体动作，虫的声音——与人类接触时，人，哪里认得出深藏在他意识中“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一旦变成异类，虫再努力也无法找到一种语言，一种能将自己的回忆与他人共享的语言。人的灵魂裹在虫的外壳里，他便只能和自己交谈。
有家归不得的诗人杨炼从一个陌生的城市迁徙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走在街上看不懂街的名字，听不懂人的话语；和他擦身而过的人们没见过他那样的眼神，也不理解他的语音。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与他却好像幽明两隔的世界。“因为你的头发、皮肤和眼睛，你应当是幽灵，每天，出没于没有你的街上，避开一排排蓝色的实体的人们。因为你的语言，你沉默，沉到最深处时，让自己消失。”
失去语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实体，杨炼因此体认自己已成了“鬼”；鬼，在城市与城市间飘浮，冷眼旁观（和虫一样，鬼也是个它，只能旁观），旁观“意义”这个东西的彻底消灭。
有海，可港口对你毫无意义。有街道，可脚步对你毫无意义……窗口，有什么意义？看，有什么意义？你向镜子发出邀请，最后一次自己作自己的客人……你知道自己已被埋在黄土下……回哪儿去？黄土下无所谓异乡，也不是故乡，你就坐在这个从来没有你的地方，你哪儿都不在。
你哪儿都不在，人们对你视而不见。放逐者就是那失去语言的人。
贫血的向日葵
迁徙他乡不见得就是放逐，因为放逐不是身体所在的异动，而是一种心理状态。改朝换代时闭门读书的人，虽然足不出户，是典型的自我放逐；乘着五月花号驶向“美国梦”的人，即使飘洋过海，却未必能称为放逐。所谓放逐，必须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远离中心和自身存在意义的边缘化。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己的向日葵，微仰着贫血的脸孔，节节转动朝向一个太阳——那十万八千里外的客观上存在或者早已不存在的中心。那个中心，有许多的名字：民族记忆、旧朝天子、血缘文化、母语故乡……
张岱年轻时极爱繁华，好精舍美婢，鲜衣美食，华灯烟火。五十岁那年明朝覆亡，他“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这份隔世之感，和杨炼幽明断绝的鬼语无宁是一种跨代的呼应。“身虽死泉下，心犹念本朝”的张岱选择作为一个永远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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