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没有边缘，又哪里有所谓中心？每一场或大或小，或急剧或和缓的改朝换代里，都有一群人跃入中心，另一群人退居边缘。半世纪前国民党来到台湾，大陆人掌握主流，台湾本省人销声匿迹。在日据时代家庭小康、刚想在文坛上起步的叶石涛，突然发现，受日文教育、不能以汉文写作的他，竟然成为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50年代，我是彻底的旁观者，因土地改革而失去土地的没落地主家庭，变成日无隔宿之粮的穷苦人家……，我的文学生命似已结束。我被社会所遗弃。……经常住在被一片广大的甘蔗田所围绕的农舍里，靠酒精炉烧饭煮菜，晚上点油灯……，这样度过了被人践踏，爬在泥土上的苦日子。”
有趣的是，那掌握主流的大陆人啊，竟是另一种边缘人，你看余光中的诗：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展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多愁善感的诗人在动乱中来到小岛，他马上化为一株向日葵，引颈望向失去的中原。乡愁不经意地成为诗人创作的源泉，但是时代对叶石涛那一辈人就比较寒冷；那些无法从失语症恢复的人，就自边缘坠落至遗忘的深谷，不再被人记得。
哈，托玛斯·曼！
写作人最恐惧的噩梦，我想，可能就是被人遗忘，被自己在乎的人遗忘。
托玛斯·曼初初流亡美国的时候——那是1938年，他的德国被纳粹占领——他是多么的充满自信。美国记者问他，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回答：“Woichbin,istDeutschland．”我托玛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
够狂吧？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流亡，他也不会变成边缘人，因为他托玛斯·曼本身就是中心，不管他在哪里。
在1938年，膜拜他的美国读者和曼自己恐怕都相信他的沉着与自负；毕竟他才在1929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历史转动的力量可能总要大于个人的意志力，即使是一个伟大的人。曼的英语并不十分好，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耳曼文化的成品。随着年月增加，他对美国的疏离感越来越深。在一次欧洲之旅结束后回到纽约，海关的美国官员问他是否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托玛斯·曼；是的，我就是。兴奋的美国人说：“Welcomehome！”欢迎回家！
曼给赫曼赫塞的去信描述了这一段，然后说：“家，是什么？我早就不知道了！”还没回家十天，他又写着：“我喜爱这房子和花园，但是要死吧，我还宁可死在瑞士！”
为什么要死在瑞士呢？后来我们知道，因为瑞士是个属于德语文化的国家。曾经有人将托玛斯·曼和法国的PaulClaudel比较，说曼受美国的礼遇，他的流亡生涯未免太舒服了。曼辩道：“我的日子也许过得不错，可是他的际遇比我好：他仍能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他的作品被人以原文阅读；而我的作品呢，只是一个译本，影子一样的存在，而且我的族人连一行都没读过。”托玛斯·曼对自己小说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德文版要出现时，他却字字计较，坐立难安。
托玛斯·曼终于如愿以偿埋葬在瑞士，在德语的氛围里。哎，不是说，你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吗？为什么又苦苦赶回来的路？
巨大如托玛斯·曼，竟然也是一株向日葵啊！
回家
托玛斯·曼无法以美国为家，但是他幸而有个瑞士；他的墓志铭总算刻的是德文，唯一能够传达属于他的“民族记忆”的文字。和他一样运气较好的，是余光中。“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的余光中以及他的同侪（托玛斯·曼的血系中有一条莱茵河的支流），也在不经意间找到了他们的瑞士。诗人从美国回到台北的厦门街；
“回来多久了？”菜市场里发胖的老板娘秤着白菜问提篮的妻，跟班的我
诗人大概心里暗暗一惊：
这一切，不就是所谓的家吗？当外面的世界全翻了身……唐山毁了，中国瘦了……只流下这九月静静的巷子在熟金的秋阳里半醒半寐让我从从容容地走在巷内……即使此刻让我回江南……究竟有几个劫后的老人还靠在运河的小石桥上等我回家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饭呢？
原来想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诗人，突然发现故乡已全非旧时，而那自己一向无意当做家的地方其实才是真正可以拥有的家。这个意识一定有醍醐灌顶的冲击力，诗人的价值坐标天旋地转起来；他所处的边缘竟然形成了一个始料所未及的崭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忆
不是每个人都和托玛斯·曼或余光中那样幸运——如果我们能称之为幸运。许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们在边缘挣扎，挣扎着不要陷入彻底的、最终的失忆。把这种面临深渊的恐怖和恐惧表达得最透彻的，正在流浪的杨炼是其中之一。
……记忆把你窜改了。虽然紧闭指缝，脸还是从你必须“记住”的一刹那开始融化，点点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记住昨天，就越彻底地失去今天。其实都是死，死于遗忘或死于记忆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世界日日从你身边滑过，在众目睽睽下失传。现在你真的怕，怕记忆……
空空如也中，你和你的诗，彼此近亲繁殖……
你在你自己的书写中失传了。
不能不又想起张岱。他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西湖，看见“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决定死守在他的边缘，“而今而后，余但向蝶窟岑迹，蘧榻于徐，唯吾旧梦是保”。旧时西湖和与西湖丝丝相连的人生内容是他的中心，为了不失去对这中心的记忆，他写《西湖梦寻》七十二则，对自己、对别人，证明某一个价值、某一个意义的存在。
杨炼却在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中发现，放逐者的诗，因为处于孤绝，渐渐要失去他对记忆的残存的掌握，已经开始近亲繁殖！当被埋葬的不是死人，而是墓碑自己的时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掏空了意义。诗人面对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虚无。
可是，书写本身不就是一个抵抗的姿势？如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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