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持续到这位神话般的人物因岁月不饶而逝去之后人民生活较自由的时期，并持续到中国实现现代化以后。

    毛泽东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在三种方式上有更多的社会正义。酬劳主要取决于工作而不再是出身或者土地和资本的占有。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绝对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首先是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少数人才可购买的商品。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向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步。虽然这一过程使年轻人得以转变而与毛泽东的世界观背道而驰，但这些现代人是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言的产物。

    在他临终时，毛泽东能够宣称中国已经向繁荣迈出了儿步。

    经济发展出于多种原因虽不如日本给人以深刻印象，但要胜过印度。尽管毛泽东偏好拔苗助长而有损其正常生长速度，但实质上的所获是基本的。

    总之，毛泽东留给中国的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和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地位。

    然而，毛泽东的履历复杂，特别是在国内，作为一位男子汉和一名政治家他有很大的缺点。他有较强的成见，不总是前后一致。

    由于位处至尊，毛泽东总的说来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他的同事中与他私人关系密切的人没几个。难以容纳他人，任意的工作方式背后是空虚。他是一位伟大领袖，然而在许多工作方式中表现出来的可不是值得称道的特质。

    毛泽东有自己奇特的合作方式。如果为了成功必须如此，他可以与任何人结成联盟。

    他走“之”字路，因为他不能沿着既定的政策通道行进下去。他常常对亲手栽培的树所结出的果实感到惧怕而畏缩。他周期性地发出的雷霆之怒所针对的正是官僚主义思想，在一个9亿人口的国家，这有点像是说不允许园丁沾一点泥巴。

    遗憾的是，毛泽东在1976年所遗下的中国缺少些他的社会主义所允诺的玫瑰色美景。毛泽东指望新中国有一种“繁荣的文化”，然而政治宣传吓倒了作家和教师。他期待着公民“心情舒畅”，然而他却撇下一群闷闷不乐的平民而去，他们已经体验到不必伸长脖子等待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从未平静下来过。

    他从未劳神去把过去原有的革命价值观念转变成胜利后年代的行动模式。他作为一位管理者要比作为一名反传统者、导师和战士逊色。

    事实已经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中国要从落后的经济中复苏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在毛泽东逝世多年之后，这一复苏将仍然是缓慢的，而这种为民族雪耻的复苏是毛泽东革命的第二个任务。这部分是因为要使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由贫穷走向富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部分是因为毛泽东不像擅长政治那样擅长经济。

    这位曾自称为既有虎气又有猴气的人确实充满矛盾。他向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甩石头，然而他在对因循守旧的警惕眼光中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陷于泥淖之中。他自己时常沉溺于传统的水波之中，可是却要中国的年轻人远离此地，游向那高高的现代荒漠之陆。他承认意志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又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向历史的客观力量让步。

    在毛泽东身上总有什么东西使他拒绝踏上易于成功的平坦高原，只是在困扰之时他才会返回古老的价值之路。经济进步是毛泽东对中国的全部希望所在，但他常在对这种进步的特质焦躁不安。他毅然把政府内的团结和信任抛在一起，以发动其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如果与苏联保持不密切的事务性联系便可使北京近些年的生活有大的改善，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过去的清白被苏联模式的未来所站污—所以他宣称莫斯科是万恶之源。

    然而，毛泽东的矛盾不只是存在于他这个人的封闭着的世界。这些矛盾变得如此之大是因为中国的变化比毛泽东的变化更大，而中国这种骚乱般的变化又与毛泽东紧密相关。

    毛泽东的一生不能用单块布料来裁剪。晚期的毛泽东—欧洲非斯大林化之后—与夺取政权时的毛泽东明显不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已自我融化，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辉煌胜利而来。“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毛泽东本应认识到，随着中国条件的变化毛泽东主义也必须要修改。然而，就像加尔文教徒不十分相信有平行的权利一样，毛泽东也不十分相信他自己的一切思想都应由社会现实所决定。他不能面对权威的丧失，这是他的思想观念必将带来的后果。

    毛泽东是憎恨旧事物的人，然而最终他笃信一种别人发现已经陈旧了的思想观念。年轻的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所鼓舞，他熟练地用它来赢得了政权，且带来了中国的新时代。老年的毛泽东则为关系的改变感到困惑，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周围的新社会失去了信任。如果他不是现在去世，而是早逝世20年，中国很有可能会更加好一些。有一位领导人纪登奎在回忆中说得很实际:“他的黄金时代正好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这20多年。”

    毛泽东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然而政治热情与灵魂的关系是消长起伏的。1919年，毛泽东为一位新娘的悲剧深深触动，他呼吁“自由恋爱的大潮”。而毛泽东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恋爱自由呢?说不定什么时候，1919年长沙那位女士的敢冒风险的孙辈或因外遇或因同性恋可能会人狱几年。

    这并不是毛泽东失去了让中国人民从重负下解脱而获得自由的梦想，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掌权数十年后，个人解放与60年前相比已不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的斗争了。

    年轻的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深受个人信念的驱使，而他们的个人信念同时也就是社会信念。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仅仅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它将同时改变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命运。1919年的政治是如何为人民谋幸福。

    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环境不同了，个人权利不再轻易能满足重大政治斗争。

    毛泽东毕竟诞生于1893年，他首先接受的教育是儒家典籍，他在农村度过了大半生，这是一种没有机器的生活。当军队潜行于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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