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1974年冬天，毛泽东提醒紧张不安的同事们:“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他能够从容不迫地给极左派重重一击，同时又不止一次地敲打他的颇负盛名的右派对手。

    “现在形而上学猖撅，”毛泽东在1974年2月说，“片面性。”针对高干子弟上大学搞特殊化的问题，他又说:“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这位老者用颤抖的手确实指准了一个问题。

    但他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仍然太革命，以致不能同意周恩来愤世嫉俗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仅仅是让这场运动顺其发展，变化为一团无害无益的抽象物。

    毛泽东和极左派在军队问题上存在分歧。阻击军界那些随林彪一起垮台的左派军官，对坐在文艺事业的华丽沙发上的江青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在军队角落里她没什么损失。

    毛泽东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能与军队疏远，人民解放军更接近于群众而不是政党，确实，在1973年冬至1974年，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调换了各军区司令员，11位司令员中的9位都调动了工作。1297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对这些地方上的军人来说，也可算是被彻底赶出了家门。他们不得不离职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这绝对说明了毛泽东是如何行使他的权力的。他的成功之举除了引起一点抱怨外，并没发生暴力反抗。

    如果毛泽东在这个变动之前不给邓小平复以高职，如果不让邓小平发出可以解除每一头他管辖的军队狮子职位的指令，那么人们会怀疑他是否能调整他那些咆哮着的狮子的位置。

    然而，毛泽东再也不能做出类似的事情了。一年以后，快到1974年底时，他又把这些军区司令召集到他在杭州的别墅。他们中有些人宣称不来参加会议，直到毛泽东做出政策上的让步，即在下个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透露的那样，他们才同意与他们的统帅会面。

    中国有句谚语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文化大革命”中期起，毛泽东一直是军队之“水”上的“舟”，但是，他必须谨慎从事，以免水位上升得过高将他淹没。

    1974年5月，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步人了毛泽东的书房。礼宾司的负责人把每一位显要人物引到毛泽东的安乐椅旁。按照惯例，作为外宾的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边。但在毛泽东的右边(中间隔着翻译)“周恩来的座位上”却坐着邓小平。

    1974年春，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和柬埔寨的乔森潘，周恩来每次都坐在毛泽东的右边。

    见《人民日报》，1974-05-08(桑戈尔);1974-02-26(布迈T);1974-02-23(卡翁达);1974-03-26(尼雷尔);1974-04-03(乔森潘);1974-05-19(马卡里奥斯)。

    **1974年底，毛泽东曾三次会晤外国首脑，即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马来西亚总统拉扎克，以及英国的希思，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但坐在不太显著的位3t上。

    **中在8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许只见过一次面。

    1974年12月27日，周恩来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和人代会的准备工作。毛泽东的诗可能是在这次会见期间蜡予周恩来的。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引导我注意到周恩来的长沙之行，他是在中国一次展览的文字说明中发现这一点的。

    会议，但坐在离布托较远的地方。照片如同新闻报道一样，紫禁城新排的座次无异于一次政府的内阁在变动。

    在此四天前，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时，周恩来还坐在紧靠毛泽东右边“他的”座位上，比他职位低的领导人像往常一样坐在外国客人的左边。

    这种情况出现了好多次。’在允许拍照的会议室，毛泽东与外国领导人会谈时，周恩来一直是坐在他原来的位子上，而从不坐其他地方。但从此后，他再也没坐过“他的”这一座位了。“

    1974年年中，毛泽东去了南方。对毛泽东来说，夏季离开北京是不同寻常的，他离开首都多数是为了过冬而到气候较暖和的杭州、长沙、广州等地。更不同寻常的是—人们可以回溯到1965年作一对照—他离开北京在外待了g个月之久。

    就在毛泽东要去南方之前，周恩来住进了北京一所部队医院。

    周恩来说:“我老了，不行了。他仍断断续续做些工作。他离开医院公开露过三次面:1974年的建军节、国庆节及1975年1月召开的党代会和人代会。每次活动毛泽东都没有出席。~

    这两个人再也没有一起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了。

    这可以归结为病痛或机遇。但在这表象的背后，内在地隐藏着可怕的严峻事实，即他们的合作大体上到此为止。

    然而，对中国的治理光靠年迈而执著的毛泽东担当建筑师还不够，还需要周恩来这样的建设者。没有建设者，建筑师无疑创造不出更多的东西。

    当毛泽东远在南方的一天下午，北京《光明日报》社的大楼内由于受指责而乱作一团。已出版的报纸被收回来销毁。因为当天报纸的第二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孤愤》的文章。一位高级官员害怕它会有引起中国公众巨大混乱的危险，决定不让它与《光明日报》的读者见面。五条地区性新闻组成的新版面取代了《孤愤》。

    《孤愤》为2200年前法家人物韩非所作，《光明日报》加上一篇编者按与其同时发表。不过，该文影射毛泽东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了。韩非的确又孤又愤，他被“奸臣”所包围。他怨愤那些逢迎馅媚者使他与真实的世界隔绝，使他不能接触那些可信赖的官员，而这对一个执政者来说简直是“罪大恶极”。这个持异见的论者还说，一个执政者容许此类危险的事情发生简直是一个“大错误”。

    《孤愤》勾画出一个充满谎言、派性和濒临崩溃的王国。

    韩非的文章是用古文和白话文两种文体刊登出来的。《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提醒读者不要简单地把韩文看成一个典故，其编者按说，林彪及“他一类人”就像韩非周围的奸臣一样。

    是谁决定发表《孤愤》，又是谁命令将其撤销的?这里存在两种主要的可能，而每一种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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