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他对于开会讨论诸如和平、防务、国家争端之类纸上谈兵的做法不大相信。他是热衷于势力均衡术的中国头号人物，而不是容易接受协作方案的国际主义者。

    至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毛泽东强烈地感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观点具有道德正义感，不过他涉及复杂的经济问题方面的知识不全面，或者说落后于时代。

    毛泽东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全球性反对超级大国的行动，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敌人在联合国的声音。这是自然的。毛泽东为中国进人超级大国的大同盟跃跃欲试，而不满足在“新兴国家”的小伙伴中作头领的地位。

    1973年早春，当来自蒙古的风沙裹住了北京城的时候，毛泽东与基辛格第三次坐到谈判桌前。中美两国关系跨出了一大步，终于达成协议:在双方的首都建立联络处(其实是大使馆)。

    中美联合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既定事实。可是，仍有人对毛泽东与尼克松在中国的握手表示怀疑。在昆明召开的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一位发言人言辞激烈地说:“有的同志说，过去我们把苏联与美国的谈判说成是美苏勾结，但是现在我们也在与美国谈判。人们确实可以这样说。

    有位发言人(他的发言稿被台湾特务弄到手)极力反驳了对毛泽东亲美政策的抨击。他对解放军一些低级或高级军官说:“尼克松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而中国的真正目的是“要与美国人民接触”。

    怎样理解毛泽东脱离曾亲如兄弟般的苏联阵营呢?这份发言稿婉转地指出:“当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减少只是表面现象。”

    像尼克松一样，毛泽东也无法告诉他的人民，其政策没有改变。只有解放军军官才知道中国的对美政策已经改变，正像美国人能发现尼克松对中国的政策已经改变一样。

    政治局出现了新的紧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1973年9月，江青凌厉地批评了周恩来，甚至过火地说他已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接下来的月份，毛泽东迎合了他妻子对周恩来的批评，尽管他拒不同意把同周恩来的争论与党的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相提并论。

    善于适时应变的毛泽东除了对原则性问题运用他的说服力毛泽东和邓小平1974年在Ar京。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随后，又委任他担负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周恩来病重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外，在政治局的各派中，他总是喜欢处在中间地位。这样，他就能根据辩证法的旋涡或自己的兴致决定向左还是向右。

    1973年，毛泽东发现反林联盟把他推向右边太远，便感到有向左转的冲动。他搜寻思想观念的宝库寻找弹药，以便向那些他认为太保守的同事开火。

    “自然”在中国政治局的最高层新的危机形成过程中扮演了罪恶角色。1972年，医生发现周恩来的膀胧、结肠、肺部有癌症症状。nsl这一情况无疑破坏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关系，正像疾病损害了周恩来的身体一样。

    毛泽东本人很快失去了左右政治局的力量。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一直起伏不定，每况愈下。一连几天的紧张工作之后，帕金森氏综合症就会使他一星期卧床不起。除了签署文件和就重大事件作些商议外，他从不露面。

    对毛泽东的接近，在北京的权力竞争中变得极为重要。谁能从这位老者那里得到一个赞许的点头或签字呢?此时此刻，政治局的人都知道，周恩来是毛泽东与这个国家之间的桥梁。现在他们也知道，这一作用至多还能维持两年。

    当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时，赴宴的客人们都感到震惊:邓小平竟出来了!

    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一起，邓小平有点不自在地移动着小步，6年的流放生活看起来使他没有什么变化。他是一个直率、矮壮的权力人物。

    邓小平微笑着。他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中国共产党强硬的前任总书记。他习惯于坐在离毛泽东的座位很远的地方，以尽可能不听这位主席的最新指示。毛泽东在谈及邓时说:“他是个决定性人物，三七开。”

    毛泽东的亲戚王海容，这位学生出身的外交事务助理拉着邓小平的手，把他再次介绍给一群还瞪着眼睛表示怀疑的外国记者。邓小平优雅地鞠了个躬，并说他很高兴又回来了。他拘谨地解释说，他一直待在江西的干校，就像一位男孩在解释自己为何缺课。

    王女士用甜甜的嗓音解释道，现在他是副总理。几周后，毛泽东让外界知道，自1966年以来邓小平受到了“过于苛刻”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剥夺。”

    大会堂似乎出现了和谐音调，邓小平的复出说明毛泽东正在下沉的权位已经受到震荡。病中的周恩来要求邓小平回到领导职位。毛泽东则由于那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林彪及其余党的斗争，其必然结果是导致他接受邓小平。

    邓小平一听到林彪倒台的消息，精明地马上从于校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l’别他表示对林彪的出逃万分愤慨，并问能否参加批林运动。

    邓小平的复出是毛泽东对帮助他击败林彪的那些人的一种报答。毛泽东曾依靠过地方军区的指挥官，这帮顽强的老将多数是邓小平的伙伴。毛泽东已发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级官员返程的通行证，邓小平(在刘少奇之后)成了这些人中的当然的英雄。

    然而，使邓小平上台的形势并不单单是一个“左”与“右”的问题。毛泽东的不佳的健康状况，及分散权力的根本主张，对真理堂吉诃德式的追求，都使他精心安排的每个计划滑向不稳定的一边。

    毛泽东已力不从心，难于制定一项持久的政治策略。但他可以发出最高指示，握有予夺之权，也可以行使否决权。

    医生和护士都以中南海为中心舞台。与之相反，早些年毛泽东的职员中几乎没有医护人员，只有许多卫士。现在情形倒过来了，卫士少了，医护人员多了。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似乎与国家的状况紧系在一起。

    他扮演的是最高立法者的角色。在任何形式的意见冲突中，他只要呢喃地吐出一句话或匆匆写出一条格言就能稳操胜券。但是他不能坚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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