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底(如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那样)，也不能让现实适应他的格言。

    林彪曾诡称他的上司为“B-52"，现在毛泽东真的像一架重型轰炸机，能经常产生巨大影响，不过对底下的事情影响甚微。

    人们知道这架特殊的“B-52”燃料快要耗尽，航程将到尽头，再也扔不出几个袭人的炸弹，所以用不着害怕(除那些容易被击中者外)，抑或有人希望它仍有袭击的威力(那些希望从残骸中渔利者)。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肯定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全党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的历史功绩，并使一批众望所归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又肯定中共“九大”的错误指导方针，并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

    1973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日报》报道说，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向代表们亲切地招手致意”。毛泽东在会上未致一辞。

    会议只开了5天，而上一届即1969年那一次会议是24天。

    “九大”的召开已足够保密，“十大”则直到会议安然结束才对外宣布，至于会议地址，则从未透露。

    在会议文件中，不见任何智慧的活力，只有一篇新的党章，两篇老生常谈的讲话和翻来覆去地提的几个口号。如此而已。

    枯燥乏味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毛泽东控制权力但不管理，其越越不进似乎抑制了周围人的创造性。其二，在1973年这种时候提出新的方针政策，就像要在上帝面前提出修改(十诫)一样。

    大权在握的周恩来和那些认为他能执政的人，与江青及她那些不可靠的、急躁的朋党之间关系异常紧张。江青及其朋党从年老的毛泽东反传统的基调中，嗅出了爬上中国政治顶层的最后机会的气息。

    新党章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换言之:我们最终要实现目标。但只有上帝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周恩来是“十大”升起的星。他的外交政策的跟随者有一些得到提升。某些反毛泽东主义的官员们也是这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周恩来有联系，并由于反林彪而受到过奖赏。与“九大”相比，极左派的军官们损失惨重。

    然而，这并不是1973年这次大会的全部。极左派赶上前来了，不借毛泽东的风他们的帆船是驶不动的。来自上海的前纺织工人—年轻、英俊、好斗的王洪文，与周恩来均分了大会仅有的两个报告。“敢于反潮流”是王洪文的主题词。

    大会着重讨论了林彪事件。对其处理采取了中国惯用的方式，林彪被“永远”开除出党。

    毛泽东拒不选择第二号人物。林彪原来的职务—党的副主席，由五个人来分担。毛泽东似乎希望所有的竞争者都失去平衡，这要么是他对自己的权力松动不满，要么是他的将临深渊之感产生出一种遗憾。

    毛泽东79岁，周恩来75岁，周恩来以下的四位副主席中的三位平均年龄接近70岁。39岁的王洪文在他们中间就像和五位老伯在一起的小男孩。

    令人不安的事情是，这些早在20年代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兵们，现在仍主持着党的会议。而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包括江青)又不具备做新兵的气质或威望。

    毛泽东并没有真正和谐地均衡各方面的力量。也许是由于他年老体衰，也许是由于刚惶自用，他正在深宫发出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指令，使事态陷人混乱。

    毛泽东的衰老在周恩来的意料之中，而江青则受周恩来的患病所鼓舞，她看到皇冠正滑向皇后的手中。

    毛泽东的地位已明显不如“九大”了，他一度被直呼为“毛泽东同志”。在60年代后期根本听不到这样的称呼，毛泽东被誉为“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低也被称为“毛主席”。周恩来一般尽可能地使用列宁的语录，而在60年代后期更多的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

    与1969年相比，中央委员会不再像是毛泽东手中的工具。

    它更加庞大。上一届有279名成员，现在则是319名，这表明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与以前的中央委员会相比，来自毛泽东故乡的成员少了一些。

    林彪自取灭亡，毛泽东心力交瘁。

    1973年11月寒冷的一天，澳大利亚总理与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的问题交换意见。一位外交部官员递给周恩来一张纸条。周恩来马上对惠特拉姆总理说:“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当这位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人起身随周恩来向侧厅走去时，他未拉上拉链的夹克衫却挂住了会议桌绿色台布的缨穗，就像剥香蕉皮一样，整块台布掀离了桌面，便笺、铅笔、茶杯就像受引力作用一般，随着惠特拉姆的方向卷去。

    “可能是见毛泽东。”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便笺上写下这几个字，然后把便笺推给坐在他旁边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的确猜对了。这种戏剧性事件的唯一可能就是会见毛泽东。

    惠特拉姆问他年轻而聪明的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尔德:“那张写有问题的纸条呢?”可是谁也找不到。碰巧，毛泽东自己有几个问题。

    下午四点半，两辆黑色的中国小轿车由长安街一扇红色大门疾驶进中南海。每位来访者下车时，都有一位中国助手把手放在车门顶部，以免客人出门时磕着头。

    接下来的100分钟里，当毛泽东品着一个瓷杯中的茶，用他光滑而无血色的手抚摸他脸上粗糙的肤斑时，他的生活和政治观(这时他已快到80岁了)便暴露无遗。

    步履跳珊的他向澳大利亚人埋怨说，他的腿不方便。他的听觉似乎也不好，房间中的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和三个月前在“十大”上一跃坐上了党内第三把交椅的意得志狂的王洪文，与毛泽东讲话时的速度要比平时慢得多。

    毛泽东不用搀扶自己起坐。他挥动着的双手似乎要表明，他还很年轻、强健，他绝不会使客人因为他的老态龙钟而感到局促不安。

    会谈的前半段，毛泽东静候着，默不作声。而急于展示自己知识的惠特拉姆总理却滔滔不绝。毛泽东则把惠特拉姆的大部分问题推给他的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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