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到:红卫兵在1966年自上而下的夺权之路已走人边缘。
毛泽东竟来了一两句辛辣的幽默:“小孩们捡大字报当废纸卖,多少钱一斤?”
公安部长回答道:“七分,孩子们可发财了。”
毛泽东没有给“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无序这一根本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他无法把这两个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他深信斗争能陶冶人的品格(个体改造问题),同时又意识到千百万人相互间斗来斗去只会一片混乱(政治秩序问题)。
他以国家领袖身份下了一道明确的指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就要实行歼灭。”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脱口而出:“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天也不会塌下来。”
谈话内容由政治转到了如何打发从凌晨到天明这一段剩下的时光。毛泽东以一个关怀备至的师长的口吻说:“蒯大富,如果今晚你没地方住,可以到韩爱晶那里去嘛…”
不久,蒯大富和聂元梓及其他许多红卫兵领导人,就要到边远地区的农舍中度过寒夜,用养猪代替对革命的追求。
“什么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1968年10月问道,“我估计三年,至明年夏天收尾。”一个可能的结论是,毛泽东对结束“文化大革命”没有确定的时间,是随便选了个日子。
毛泽东想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驱动力与其说是对未来的设想,不如说是对他所厌恶的过去的逃避。他追求一个纯洁的党,但红卫兵认为他要用别的什么东西取代它。
毛泽东是带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缺点所作的理智分析而步人“文化大革命”的。他宣称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应该在思想领域展开一场斗争,所以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否则的话,社会主义
1968年10月,毛泽东和林彪在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主席台上。
经济将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一分析很可能是错误的。
多数被打倒的东西又恢复了。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主义又卷土重来。毛泽东只是摧毁了表面上的敌人,而不能摧毁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使他长期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更加坚实。这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胜于物质生产。
斗争所起的医治社会弊病作用会超出斗争目的本身。
生活是一个胜无恒胜、高下易位的永恒战场。
毛泽东提醒了中国忠于毛泽东主义的信仰,尽管他没能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中国。同时,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出轨,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被抛人政治垃圾堆。
“文化大革命”并未产生一个新的统治格局,只是给统治者新添了几位助手,并一度产生了新的社会气候。然而,它确实给毛泽东苍老的手中增添了无限的权力,供他任意地使用。“我们两个都七十多岁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关键期间对胡志明说,“马克思在召唤我们了。我们的接班人是谁,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晓得。不过还有时间准备。”但毛泽东的准备是对实现他设定的目标的影响不断地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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