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这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给总理贴的标签。另一个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据说毛泽东的回答是:“那好，我跟他站在一起挨斗。

    为了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新姿态，红卫兵冲进了英国代办处。

    他们焚烧大使馆，辱骂那些惊恐的职员，并抓某些人的生殖器，让他们逐一在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前鞠躬。

    毛泽东见造反派胡乱到这种地步，便加以制止。1967年秋，他频频谈到各派红卫兵要“大联合”，就像一年前他屡屡号召红卫兵要起来“造反”一样。当听到红卫兵攻击英国人的事件报告后，他抱怨说:“极左。”

    陈毅向红卫兵承认:“我过去曾经多次反对过毛主席，今后也不敢保证不再反对他。要是在1966年，毛泽东是无法忍受这样的异己言论的。

    陈毅讲得十分露骨:“马克思是德国人，于是德国产生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与他分庭抗礼，来修正他的学说；列宁是苏联人，苏联就出了赫鲁晓夫；毛主席是我们国家的人，肯定中国会出现一个人反对他，你们等着瞧吧。”

    毛泽东没有也不能支持对陈毅的攻击。他看完陈毅的“黑话集”之后说:“此话不黑，口快心直。”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命令停止对陈毅的批斗，从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毛泽东说:“他体重已减轻了二十七斤，我不能让他那个样子去见外宾。

    和刘少奇相比，陈毅是幸运的。当风暴袭击到陈毅时，毛泽东已不再热心于风暴，陈毅之所以被保驾是因为毛泽东需要从大乱走向大治。

    1967年的夏天显得炎热而漫长。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把“文化大革命”中最棘手的一段时期留给周恩来去应付。他去了武汉，后又到上海住了四周，同时沿长江两岸巡视。行程中他新的路线形成了。

    “你们不能用斗地主的方法来对待干部。”毛泽东在杭州说，他反对给犯错误的领导人戴高帽子。然而他挑动“左”派正是这样斗刘少奇的。“你们不能怀疑一切，也不能打倒一切。”他对武汉的同志讲，但他没有承认他不久以前所犯的正是这类错误。

    经过反复思考后，毛泽东不再像两年前那样赞成造反有理了，他需要补救他的过失。他视察江西时说:“应该挽救那些能够挽救的干部。”

    到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热衷于法律和秩序，“红小鬼”又受命返校。他们还在“闹革命”，但是复课限制了他们的行动。

    毛泽东在江西对一些人说:“如果对左派不进行教育，就会成为极左派。"

    “红卫兵能掌权吗?他们今天掌权，明天肯定就被推翻。他们政治上还幼稚，……红卫兵还不成熟。毛泽东终于从他自己创造的“小鬼”中跳了出来。

    “文化大革命”小组中一些老牌极左分子无力用同样的方法自救，很多人在1967年以前被捕。毛泽东甚至开始批评他的夫人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转而反对极左派，他选择了一个合理的同盟:请解放军出来帮助恢复秩序。在工厂、学校和机关，解放军取代了“不成熟的”红卫兵。

    毛泽东为他起用军队恢复秩序找到了一个永远合理的借口:“军人不过是穿着军装的工人和农民。他早期的信条可能会更好地解释他的这一决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不久，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出现了。但“革命委员会”这个名字没有道出其实质。“革命委员会”由红卫兵、军人和1966年以后改造好了的干部组成，实际是一个不能移动半步的三条腿的怪物。实际上，革命委员会只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政治秩序的不易察觉的一步，不过军队的权力增大了。

    1968年初的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林彪一起参加了一次集会。《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刊有一张照片，林彪站在中间，周恩来在他的右边，毛泽东在他的左边。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解放军的负责人似乎成了中国的头号人物。

    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老帅们进行了艰难抗争却靠边站了，毛泽东对此感到恼火。他生气地斥责王力:“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煮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进人1968年后，毛泽东的激愤有增无已，且愈加严厉。一个夏日的晚上的后半夜，两个组织、两代人、“文化大革命”领导班子中的两个派别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家中。

    那些被毛泽东挽留的几个政治局同事坐在毛泽东的周围。在座的人有林彪和他的妻子；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谢富治(公安部长，毛派到武汉的两名特使之一)，还有“左”派理论家陈伯达。

    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也在座。其中有聂元梓，她原是北京大学一位哲学教师，现在领导一个很大的红卫兵阵营。还有蒯大富，他本是一个带深度近视镜的热情洋溢的理科学生，现已成为清华大学的弄权者。

    毛泽东批评了红卫兵领袖大搞武斗的做法。同时，毛泽东又嘲讽他们没有实力，“给聂元梓充当炮灰的人数有限，蒯大富也一样，”毛泽东解释道，“多时有三百，少时不过一百五，能和林彪的解放军相比吗?……”

    他努力将“文化大革命”扭回到开始时的学术争鸣范围内:“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泽东处置红卫兵提出的问题，犹如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对新手训话。“我是压制红卫兵的黑手。”他对这几位期待通过“夺权”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年轻人说。

    他用权威的日吻(既使人生疑又使人明白)宣布:“我以前讲话从不录音，今天我录了，不然的话，你们回去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我的讲话。”

    这些话中大有气愤味道。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武斗阶段时说:“被抓的人太多，只因我当时点过头。”谢富治插话说.他作为公安部长对此负有责任。

    毛泽东有些伤感地说:“不必为我文过饰非。”

    陈伯达这时插话并告诫红卫兵说:“要紧跟毛主席的教导。”

    毛泽东打断道:“不要再提教导了。”

    毛泽东(还有坐在他身边的政治局的一些左翼分子)肯定已痛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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