宙中，在地球上，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地产生、发展、消亡，不可能有全面的巩固。这与他放弃已成定规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掀起“大跃进”的浪潮出自同一哲学。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恶作剧式的，他把第一个人民公社称做是放了一颗“卫星”。
莫斯科的世界是稳定的，毛泽东的世界是不断变动的。毛泽东不满意于周围的世界。
*毛泽东后来认为他在台湾海峡的举动可能是轻率的。他在195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我们过于冲动，在国际问题上就可能犯错误。”
一年以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再次会晤。中苏关系又罩上了一层乌云。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而莫斯科在这件事上倒向印度一边。赫鲁晓夫被毛泽东的固执吓住了，说:“他开始了某种病态战争幻想。”赫鲁晓夫还在美国兜了一圈，并同艾森豪威尔共进晚餐。毛泽东把这视为阿谈奉承。苏联人也把
1959年10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接见参加国庆10周年典礼的各少数民族观才乙团。
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斥为“发疯”。
最糟的是，由于中苏关系的旋转不定和相互间的指责，苏联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告吹。
赫鲁晓夫不愿意再去北京，是否该轮到毛泽东去莫斯科了呢?可是毛泽东纹丝不动。在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下，两国的高级会晤于1959年秋天在北京举行。
赫鲁晓夫从美国直接飞抵中国首都，以及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这似乎有些不成体统。这里一派节日的气氛，用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次最大的国际庆典。胡志明、金日成和其他许多外国首脑都出席庆典，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用来作为主题音乐。
可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一起的照片所透出的气氛与其说是庆典，不如说像是葬礼。两人的眼睛都紧闭着，眼皮差不多快合上了。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一到那里就感觉到一股寒气。”江青说，赫鲁晓夫的访问是“单调又乏味”。
令毛泽东恼火的是，赫鲁晓夫称赞艾森豪威尔爱好和平，又批评中国是“好斗的公鸡”1121—在北京的正式宴会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赫鲁晓夫讲苏联和美国两大力量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共同负有特殊的责任，这更加激怒了毛泽东。
赫鲁晓夫再次提出在中国国土上设立长波电台，以保证他的346Mao舰队在太平洋上的活动。“我最后一次告诉你，不行。”毛泽东发出雷霆之怒:“我不想再听到这个问题。”
1957年在莫斯科，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主动。1958牛与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时，他让赫鲁晓夫对台湾海峡的局势估摸不透，可能也掌握了主动权。但1959年间的主动权似乎已转移到赫鲁晓夫手中，他只能戳戳赫鲁晓夫的后背。
一天下午，用茶时他问赫鲁晓夫:“有多少征服者侵略过中国?”“可多啦，”他自问自答，“但中国人同化了所有征服者。”在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此话的用意感到迷惑时，毛泽东又说道:“想一想，你有两亿人口，我们有七亿。"
在同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到汉语的独特性—像他以前在中国人中间讲过的那样。“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都有‘电’这个词。”他缓缓地说，“但是他们都是从英语中借用来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一有自己的词。"毛泽东选择了一个赫鲁晓夫无法争辩的话题来对付他。
在1959年的最高级会晤中，最令毛泽东恼怒的是，赫鲁晓夫要求见一见彭德怀，并要送给这位被撤职的元帅一份漂亮的礼物!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赫鲁晓夫的姿态表明，这是他对僵持着的苏中关系危机的指责，也是对毛泽东偏好“大跃进”的指责。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已受到彭德怀及其同僚的困扰。
赫鲁晓夫在冷冰冰的气氛中回国，他没有见到彭德怀。没有任何联合公报发表。毛泽东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由于彭德怀和赫鲁晓夫之故，毛泽东度过了一个多事之秋，后来到中国最南端宁静的海南岛度假去了(没有带江青)。
一年之内，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停止了。这在1959年的高级会晤后已成不可避免的现实。然而迹象表明，毛泽东这一次与往常一样，过分乐观地估计了自己同外国同伙交往的能力，又猛击了赫鲁晓夫这个俄国佬不可承受的一拳。于是，苏联在1960年年中突然撤走了它的1.2万名技术人员。
赫鲁晓夫叫嚷，昏庸的中国人(一个少见的民族)侮辱了苏联恩人。毛泽东答复道，苏联专家对关键计划和资料一直保密。
毛泽东疾言厉色说:“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他迟迟才发现，苏联的产品“笨重、原始，而且价格昂贵”。
表面上的外交礼节还保持了一段时间。1960年秋，毛泽东还到苏联大使馆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招待会。但是在1961年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自1956年令人惊心的非斯大林化的大会召开以来，苏联党的第一次大会—引起公开的大论战。阿尔巴尼亚是主要议题，中国是争端所在。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怒气冲冲地离开莫斯科，毛泽东破天荒地在北京机场迎接他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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