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底,毛泽东所采取的步骤是,对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派致命一击。他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权力“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分裂已成定局,党与党的关系不复存在。1963年,毛泽东和苏联人之间就思想观念之争发表了多封公开信。
所有这些皆源出于体制。实际上,思想观念领域的斗争即将结束。现在的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的所有权。
到1964年,毛泽东看到苏联这个魔鬼头上的特角已多得不可胜数。他在一次计划会议上毫不掩饰地说:“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他再次将苏联同他略知一二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同纳粹主义比较不合适。他说:“他们是一伙比戴高乐还卑鄙的家伙。
毛泽东的看法终归到了这一步,即是在1964-1965年之交的冬季得出的,苏联比美国还坏。
以来自中国内地的这位“沙文主义者”看来,二者确实都不是好东西,但苏联更靠不住。他说:“美国是坏蛋,他们是诚实的坏蛋。苏联人还是骗子。”当苏联人正在崛起时,他发现美国人的统治欲望正在衰弱。
他产生这个新想法的一个线索是由于同邓小平的分歧。当邓小平重申既定的政策,说亚太地区是全球紧张的重心时,毛泽东纠正他说,不,在当前欧洲才是的。由此可以说,在毛泽东的眼中,美国的威胁在减弱,而苏联的威胁在上升。
毛泽东真是不可思议。他把中国的救星复称为恶霸。在他的很多同事看来—不只是已倒台的高岗和彭德怀—毛泽东走得太远了。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也得到了基层群众的支持,多数中国人不喜欢苏联。很多受过教育的党外人士从一开始就反对中苏联盟。即使在台湾,很多人私下里也有些赏识毛泽东终于摆脱了贪心的北极熊。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局内,毛泽东在苏联问题上还面临着一些战斗。
既然毛泽东满不在乎地拔去了塞子,人们一定会问,为何要把这个瓶子保存这么久呢?毛泽东后来称,中国在50年代别无选择,只有追随莫斯科。他说:“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没有人能分清正确与错误。我们只能照抄别人,虽然我们对他们一直就不满意。”
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直到非斯大林化出现,毛泽东还一直认为莫斯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源头。
像在许多宗教体验中常发生的那样,信仰的慢慢动摇,就会发展到超越充满疑惑的激烈时刻。迟至1962年,毛泽东已放弃了这种信仰,但还朝着宗庙的塔尖眺望。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研究它,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
毛泽东提出有两种教条主义的论点,接着加了一句:“莫斯科认为这两点是我提出来的。"这两点可以说是毛泽东主义的宣言,毛泽东为此而感到自豪。不过这还是给他以触动,以某种方式给他以印象,因为莫斯科把它们说成是他的思想的产物。
*此时中国还保留着忠实的阿尔巴尼亚。但是来自当时监狱的一份回忆录表明,一般中国人都认为对巴尔干这样的小国家没有必要认真对待。其中一位当时正在服刑的犯人说:“如果六亿中国人站在一起,一人一口唾沫也会把阿尔巴尼亚变成汪洋。”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官方的政策马上降低了调子,与公众的口味一致。
随寿年事愈来愈高,毛泽东常常提些玩笑式的问题,这可不像他表面肴上去的那么谦进。数年后,他对泰国领导人克立说:1称不怕我吗?蒋介石和西方骂我是土匪、罪犯、杀人犯。”(过了一会儿,当毛泽东说他不久就要死去时,克立则说不可能。毛泽东问情由,克立答道:“啊,主席,世界不能失去像你这样的第一号坏人。”这句话‘使毛泽东极为高兴??…他拍打着坐持扶手,笑得前仰后合,起身同客厅所有人握手”。
毛泽东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了解一些,在60年代初期,他对世界问题的兴趣超出了苏联阵营的范围,其外交政策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功。1960年与苏联的分裂似乎去掉了中国外交政策上的负担。毛泽东不再在别人面前充当低人一等的伙伴,取而代之的是在第三世界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唱起了独角戏。
从1960年中期到1964年底,有17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援助开始流向第三世界的一些地区。中国在这些革命者眼中闪光,这些从事运动的革命者感到,苏联企图与美国一起充当稳定世界的合伙老板。
“大跃进”期间,中国伤害了不少友好国家。出于消除人的疑虑,还有事业上的挫折等,他在1962年一个批示中写道:"1959年是一个马鞍型,全世界转而反华。
在60年代上期,毛泽东不只是收复他的失地。
“我想,你知道你是在和一位侵略者谈话。”毛泽东在与1960年到访的蒙哥马利勋爵共度长夜时说。他目光灼人,显示着自信,“联合国就是这样称呼我的。同一位侵略者谈话,你不介意吗?“
他不希望同印度改善关系,尽管政治局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在喜马拉雅山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在军事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创印度军队,然后像个无聊的冠军撤了回来,让印度的民主处于一片指责吵闹之中。
不过,毛泽东好像只是想证明他的外交政策是为了防御世界,而不是为了赢得世界。他在这次军事胜利以后没有紧接着采取任何外交活动。中国与印度的关系直到毛泽东去世时都很不好。
毛泽东发现了非洲。1960年以前他几乎没有提到过这块大陆,即使在他开始对这块大陆感兴趣的时候—中国在那里取350Mao得了一些成功—他对非洲的了解仍然模糊不清。1964年,他接见了阿尔及利亚的来访者。会见结束时,他不得不要求他们写下他们的总统本?贝拉的名字。
同一年,他与桑给巴尔人是这样交谈的:“肯尼亚有多少人口?三百万?”尴尬的来访者告诉毛泽东,其人口是850万。毛泽东对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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