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1951年末，毛泽东曾告诫江青“做好分内的工作”[243，这是他一种进退两难的答复。这导致毛泽东的第三次、也是最长的一次婚姻步人微妙关系阶段。

    党在1950年给了江青相当重要的工作。她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部门管理工作，同时管理文化部电影处。

    但是，毛泽东的‘’绣花枕头”[251(赫鲁晓夫这样称江青)树敌过多，有人要求她辞去党内工作。江青向毛泽东申诉。但江青本人也承认，毛泽东实际上站在批评她的一方。毛泽东的解决办法是叫她做好分内工作。

    事实上，江青大多数时间是在病床上或在莫斯科度过的，或两者兼而有之。

    她在50年代确实经常生病。但毛泽东认为她实际上的病比她胡乱猜疑的要轻得多。毛泽东在几年后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似乎是对江青而发:“过分讲究吃、穿、住和小汽车，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潜在原因。111263

    有时可以看到江青和毛泽东一起出席招待会〔271，但他们俩一分居便是数月之久。在1949年到1957年期间，江青为治病四次赴苏，她不在中国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有3年。尽管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去过莫斯科两次，但他们在这个苏维埃首都并未住在一起。

    江青去莫斯科疗养至少有一次是违背她自己的意愿的，然而毛泽东支持那些坚持要她离开的人的意见。在1956年至1957年间，江青第四次赴苏时消沉到了极点，渴望能回国。然而，1957年1月周恩来去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晤时带着毛泽东的明确指示，江青应当待在莫斯科直到恢复健康。

    江青一直担心会有与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同样的遭遇，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贺子珍也曾被毛泽东送到苏联，后来又从一所苏联精神病院出来。

    1949年春夏之交，分别7年多的大女儿李敏从苏联回国了。毛泽东十分兴奋，说李敏是他的“洋宝贝”。

    所谓江青只需做好分内的工作可能意味着，从党的角度上讲，就是不让她担任要职。但江青以毛泽东的秘书自居。不过好景不长，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被赶到了莫斯科。江青说，是“某些领导人”作出的这个决定。1281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这个决定的话，他能够否决它。

    不管怎样，按江青自己的说法，在50年代她曾为毛泽东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一张特制的倚床上，她翻阅着文件，把重要的内容呈送给她现在称为“主席”的人。当她为他读电文和报纸时，他坐在她的床边，似乎江青了解的情况比毛泽东多。

    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谈起过江青在这一时期他对江青50年代受到的冷遇不闻不间。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党给毛泽东施加的压力。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在执政高层中一直不受欢迎。

    在北京，毛泽东经常看到他的两个女儿，因为李呐和李敏就住在家里。50年代中期，她们进人北京大学[29l学习。李呐显然是两人中较为聪明的一个.她选读了她父亲喜欢的历史，李敏则学1954年毛泽东写给在北载河度假的两个女儿的信。

    经常出人毛家的另一个人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他是毛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1943年被国民党杀害。

    5年了，毛泽东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到“革命”。革命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它已具有一种包罗万象的意味。现在，革命像一只打开的箱里的物品一样分解为各个部分。

    革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

    革命意味着整天在工厂工作;意味着学习毛泽东思想;意味一个小姑娘把她刚在学校里学的汉字教给她的祖母;意味着有理想的年轻人从北京奔向农村，向那些只关心天气和温饱的农民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革命就是较好的健康卫生，长长的会议，高高的帽子，关闭的寺庙，新建的桥梁，粮油票证，印尼总统苏加诺对“人民中国”的致意。

    在农村还有一些小的战斗，但很少有大的战役。没了地主，也没了日本人，只有胜过穷互助组的富互助组。懒汉受到管教，爱管闲事的人受到处置。

    乡土中国离高福利国家还相差很远。收入尚不平均，没有社会保险，必须劳动谋生，家庭出身至关重要。

    但每个人之间互相合作的义务比过去增强了，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这样。此外，社会主义还意味着那些终身制的于部们不断召开会议，告诉人们应怎样生活。他们工作努力，襟怀坦荡，可以说无懈可击。但他们事无巨细，包揽一切。

    当毛泽东改变自己以前对人口增长的看法，提出要计划生育时，干部们积极响应，把农民召集起来开会，“他们甚至告诉你夫妻什么时候同房，”有人曾这般抱怨说。

    新年贴出的春联也换上了新内容。以前春联的内容是美德和富裕，现在你要贴上实现五年计划的标语。从传遍千家万户的喇叭中传出来的也是新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是听到最多的口号之一。

    走进每一节火车厢，都可以听到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我们就要到达北京了，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播音员们把播放唱片音乐和启发式宣传的职责结合起来，她们刺耳的声音使新中国保持思想上的警觉。〔刘

    他们果真如此吗?主要问题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思想观念上的。人民以建设者的姿态共同做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工作，至于每个人内心里究竟怎样想，毛主席很快就发现他自己也不了解。

    毛泽东让中国寻求一种单一的世界观。他喜欢听解放军军官为士兵洗袜子、内衣裤一类的事，以显示差别已随风而去。在这种姿态拍打下他的时代开始了，在一个幅员辽阔、等级意识强、相当看重物质的社会它绝不会真正达到制度化。然而将军自己洗袜子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这是容忍落后，激起人民去努力使中国成为一片更好的净土。如果没有这种带有偶然性的姿态，中国不见得会更好一些。

    在5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是比斯大林的苏联更为自在、更少愤世嫉俗的地方。大多数人似乎具有工作的精神而不是把眼睛盯着钟点。他们似乎可以在公园或在家中放松一下，社会主义不会削弱中国厨师的奉献。

    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打破中国人由来已久的自得其乐的思想。他没有激

    -->>(第1/2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