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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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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财政局(之二)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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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自己把自己摆到了反对分房方案的“罪魁祸首”的位置。大字报张贴出去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局里真的有如开锅了一番,楼上楼下议论纷纷。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分房方案,这是可以理解的。对大字报提出反对意见的、诋毁签名人的也开始说三道四。在这种形势之下,有的已经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同志开始退缩。原税务局年龄较大的一位同志跑来找我,声称大字报他不签字了。我觉得很可笑,说了一句,“不签字了?找我干什么!你的名字也不是我给你写上去的。自己抠下去不就得了。”于是,大字报上出现了一个窟窿。

    三天后,分房领导小组头目财政局革委会副主任原税务局的一位领导,找我谈话。此人横眉竖目,一脸凶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倒是爽快,开门见山,气哼哼的问道,“你想要哪套房子?”

    “给哪套就要哪套。”我也以同样的口气回答。

    他:“啊!那么,你想要干什么?”

    我:“什么也不干。就是对你们分房不公正有意见。”

    他:“我问你,具体一点,你个人到底想要那套房子?”

    我:“我个人没有要求想要那套房子!”

    “行了!算了!”他举起左手,手背朝上,摆动几下,示意让我出去。

    贴大字报的目的,从内心讲,是想要一个比第三类户型的房子更大一点的房子。那是分房领导小组接受了大字报的意见,重新调整分配方案,才有可能实现的。今天,领导小组的头目的态度表现,很明显,根本没有接受大字报意见的意思。如果给我个人调整了房子,我成了什么东西!

    动手写大字报现在检讨起来,是一个缺憾;没有要求调整个人的住房,倒还是给我的心里有些宽慰。

    当自己改换了角色,回头去看那次财政局分房,倒是挑不出有什么原则性毛病。确实,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八)偏执狂李行亮

    工业财务科有一个李行亮。在分房大字报风波之前,李行亮在走廊上贴出了三、四张纸之多的大字报。矛头直指财政局革委会一把手张柯南。大字报的内容是张柯南对他进行百般“迫害”;还有对张柯南的谩骂的语言。第一批大字报,被局办公室的政工人员撤掉之后,又连续写了几批。迫害的内容不断增加,迫害的手段愈发离奇。诸如他说张柯南派人监视他,在他家院子的晾衣绳上拉上看不见的细电线,安插人猫(方言,暗藏)在他家棚顶上(他家没有搬进财政局给五七大军盖的新房之前住在立山区简易住宅,糊的纸棚),监视他夜间的行动,在他家里安装窃听器等等。结尾段落骂人的几行字,越写越小。

    李行亮平时的一切言语行为都很正常,工作按部就班,对待周围同志客客气气,没有发生过口角争吵之类的事情。唯独对一把手抱有成见。一次,张柯南在全局大会上说,“人是属猫狗子的,你不打它,它就不往前走。”他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李行亮常常把这句话作为攻击张柯南的口实;说张柯南对下蔑视革命群众,对上抹黑伟大领袖毛主席。

    李行亮的大字报惹恼了张柯南。于是下令把李行亮送到精神病院。对此,刘信众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李行亮的表现属于偏执狂性质的精神病表现;不像其他精神病患者那样完全失去理智,不会危害他人;且没有达到疯狂的程度,没必要送进精神病院。但是,局革委会的多数领导人,都是没有插队落户的、革委会成立之时的革命派,自然不会和刘信众站到同一个立场上。少数服从多数,局里还是决定把李行亮送进精神病院。

    李行亮是工业科的干部,送医院的差事理所当然的要由工业科的同志们去践行了。工业科在送李行亮去医院也是两派意见,不说读者也会明白,支持刘信众的是新近回到局里的原财政局和税务局同志们,他们在李行亮送医院的过程中,采取了消极态度,成了旁观者。

    医院开来救护车那天,李行亮并没有老老实实地乖乖就范,采取了敌对态度,平时温文尔雅的他,一反常态,摆出造反派“文攻武卫”的架势。好虎架不住一群狼,有同样造反经历的几个人,前后夹攻、左堵右截,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把李行亮扑倒在地,连抬带拽,把他按压到车里。那几个人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几个的身上都多多少少带有殴斗的痕迹。

    几天后,刘信众等人几次到医院做工作,把李行亮从精神病院接回来了。上班那天早晨,他穿着整齐,分头梳得格外伏贴平整,油光水滑。不管见到了谁,都会客客气气地握手,说一句:你好!当然,抓他上救护车那几位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们,他给的只能是白眼。

    刘信众的爱人迟玉环和孩子们从农村回来之后,全家住在食堂院里的一个较小的房间里。由于有迟玉环的关系,我们之间自然走动得频繁一些。他们全家回来的第一个春节三十晚上,我和丰岷、小郭都跑到他们的住处,一起吃了年夜饭。年夜饭吃的是烧麦。烧麦皮是食堂小老顾(市里有名的做烧麦专家,交际处来外宾,做烧麦要请他过去)给擀的,烧麦馅是小老顾给和的。足足够他们吃上四顿、五顿的。我们之间关系较好,不仅仅是共同走了五七道路,在看问题的观点上,工作态度上,常常是不谋而合。

    张柯南是文革中部队转业的师级干部,我们之间很少接触,除了开大会听听他的讲话,工作上隔着科长,没有任何联系。他住在市立医院北侧市里专门给部队转业干部新盖的楼里。娶了一个年轻的四川籍媳妇,生了一个胖娃娃;下班后,张柯南喜欢抱着孩子在市立医院附近的大道上遛弯。遇上多嘴多舌的半大老太太常常会问道,“是孙子还是孙女?多精神!多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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