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

芳，言语中指名对我发火。吓得我，急速躲向大王身后，未敢吭声。杞芳故意擤了擤鼻涕，然后，做出要笑、捂鼻子的（习惯性）动作。艾老师之所以敢于点名批评我，同时瞄着杞芳，道理十分明显：我和杞芳在团内都背着处分。在校的四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种场合、在大庭广众面前指名说过我。所以，艾老师的批评，常常出现在脑际，始终耿耿于怀；虽然如此，我心中并没有记恨艾老师的情愫。

    艾老师从新疆回来了。在宿舍里他说，“我这次去青海、新疆主要是走访58班的同学。他们在那里都很好，多数同学都分配在省里和自治区机关。在新疆，我看了他们的办公室，讲究，阔气；沙发、地毯……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特别是维族姑娘，都喜欢找一个汉族大学生……。”说到找对象，同学们哈哈大笑。

    “今年他们还要我们学校的学生吗？”小王问。

    艾老师：“没有最后定。支援少数民族地区是大学生分配的一项重要任务。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没问题！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这句话好像是政治口号；其实并不是空话。那个时代，在我们心中，没有惧怕或不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的思想，至少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这种态度。如果读者有怀疑，是因为你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

    昆岫留校了。开始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们系的几个同学，就离开班级，调到系里，准备做助教。我们59·1班只有昆岫一个人留校，59·2班有凌海、克剑、荀阳留校。昆岫、克剑在统计系、财政系从辽大分离出去的时候去了大连；凌海、荀阳留在辽大。

    改革开放以后克剑在东北财经大学当上了校长，也算给我们这届毕业生露脸了。东财40年校庆的时候，克剑以其校长的身份，特为照顾了59班的几个老同学，让我们住到了外宾楼，这是后话。

    昆岫留校，对我的思想不免有所触动。一个宿舍住了将近四年，他竟然第一个走出宿舍，从学生变成了先生。

    他的优势何在？我暗暗地思忖，他学习成绩比我好？他观察问题比我敏锐？他对待理论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上课讨论发言比我积极？他阐述事情、回答问题说话比我流利？ 我思来想去，答案是有的，并非百思不得其解。可以断言，昆岫的优点，是我不可企及的。昆岫是个好学生，那个时代的标准好学生。

    全班合影。快毕业了，一个班在一起留影，人之常情。这是我们全班第一次合影，也是唯一一次合影。合影地点选在东北财经学院教学主楼。同学们对这座教学楼感情甚深，颇有笃爱。林丽澧在照相的时候，争抢着抱过杨书记的小孩，相片洗出来之后，不免成为笑料。杨书记年龄已经很大，其现役军官的丈夫年龄更大，学校破例允许杨书记在校期间怀孕生了孩子。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现象。

    毕业分配。四年大学生活终于到了最后关头。系里发下可供选择的分配单位和地区。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有计划培养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的去向肯定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由计划决定。那个时侯，大学毕业生没有自行选择工作单位的自由，也不会有找不着工作、失业的忧患与烦恼。当然，在计划范围内，还是允许同学们有自己选择的余地。我首先提出回黑龙江，回老家，遭到断然拒绝。当年黑龙江的分配名额只有7人，照顾非回去不可的同学，比如在班级批判我的时候，说我的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师中兴，家里有老婆孩子，必然要回去。部队转业干部、现役军人丈夫在哈尔滨的笑松，等等。那一年，黑龙江、吉林的分配名额比较起来不算是很少。

    去哪呢？挑好的地方填吧。我自不量力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分配志愿单上写了：国家统计局、化工部、冶金部等几个中央国家机关；最后写的是是服从分配。我心里明明白白，前面填写的所有志愿统统白费，只有最后的一项，肯定会实现的！

    分配名单陆陆续续公布。分配的方向首先是中央国家机关，到国家统计局的我们宿舍有大王、柳骏，59·2班的王君等；化工部有放假回来总是给唐彬带海螺的乾宽，以及广东军区某首长的子弟刘洪祥等；冶金部有齐凤海、张印忠等；杨书记八机部，吉辰电力部，宝音分配到（煤炭部）北票矿务局。他们绝大多数去了北京，也有几个人分配到部属中央企业。这一部分的同学占毕业生比例较大。

    然后是西部地区，新疆、内蒙，省内的朝阳。斯琴代来、吕慧晨、袁灿等分到内蒙；后来听说，吕慧晨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丧生。到新疆去的只有一人。杞芳和春山分配到辽宁省朝阳地区。按理说，春山完全有条件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只是，毕业前大王在家乡北镇为春山介绍了一个对象，可能是为了照顾其生活，才分配到辽西。

    分配到外省，除了黑龙江，还有吉林、河北等地。高秀生、严家政、刘守春等几位同学分到河北。孙殿卿母亲身体不太好，由于黑龙江名额有限，分到了离哈尔滨较近的、“交通方便”的通化。我们宿舍的小王和黄道初回了上海。

    分配到辽宁省内的，少数人到了省直机关。唐彬辽宁省外贸局（在大连，一定是吃海螺方便）。也有的同学分到省统计局。

    写到这里，我认真地回想一下，除了上述分配走了的，还剩下的几个同学，基本都分配给了在辽宁的中央直辖市鞍山、抚顺、本溪。其他地区没有名额。

    我和邹羡孟分到鞍山。另外还有贸统的姜可让（右派）晚一些时间也分配到鞍山财贸学校做教师。过了一年，他辞去教书的工作，回沈阳干起了修理钟表的营生；听说改革开放之后，他成为沈阳市著名的仪表专家。照毕业像时抱着杨书记孩子的林丽澧分到了本溪。另一个家住台安的同学分到了抚顺。

    唯独周易同学，由于定为极右分子，没有毕业。直到跟统计系搬到大连，才于1964年毕业；后来听（谣传）说他想要逃往南斯拉夫，没有让他离校，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被分配到陕西老家某一个县计委工作，估计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进入二十一世纪，我退休之后，邹羡孟告诉我他的下落之后，我多次往陕西几个县计委打电话寻找，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毕业证书和纪念章。由于我们是以辽宁大学名义毕业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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