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

    最后的课堂

    1958年上半年基本上没有上课。下学期开学后，还处于大跃进“起跑阶段”，人们的思想仍然高度膨胀。全校师生在党委号召下开展教育大革命，教学活动难以进行。1958年末，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对生产劳动时间作了具体规定，并强调安排生产劳动，要尽量与教学结合。教师的主要劳动是教学，参加体力劳动以不妨害教学为原则。后来，中央又提出全日制学校应该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发挥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学校党委根据中央精神，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开始稳定教学秩序。《辽宁大学》校刊发表了《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而奋斗》的社论。指出，“学校的基本任务是教学，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教学，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培养出党和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来。……认真学习书本知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教条主义，只要我们能够把读书和劳动、理论和实际、政治和业务密切地结合起来，书读的越多越好。”

    正是在这种气候中，在我们大学生活的最后阶段，又基本恢复了正常教学状态。

    最后的课程是王积业老师讲《经济统计学》。这是一门财经院校统计学专业最重要的（与《政治经济学》同等重要）的课程。

    王积业老师1955年和刘国光一起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研究生班学习。苏联统计学家廖佐夫是他的导师，王老师的副博士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劳动生产率的问题（王老师在苏联的导师是廖佐夫，是听同学们说的，未作核实）。1957年在苏联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当时有关部门要他留在北京，我们学院不同意，又回到东北财经学院任讲师。辽大成立后，担任统计系副主任。

    王积业老师戴一副深度近视镜。他对我们说过，原来他的眼睛的视力极好；之所以变成了近视，完全是在去苏联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之前补习功课，学习俄语累的。到了苏联更是刻苦读书，须臾不敢放下书本。只是到了宝贵的礼拜天，才钻进电影院，连续不断地看上几部电影，彻底放松一番。为了填补损耗的体力脑力，也时不时的吃一次烤乳猪。他说，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只有教授级的老师才能够享此口福；当时，苏联老大哥对中国留学生特殊优待，可以吃教授才能够吃的菜肴。王积业老师讲的有声有色，差一点没有把我的哈喇子讲出来。王老师在苏联吃烧乳猪的故事，我曾经在以前的文字中写过。

    刚刚煞冷，王老师穿了一件只有农村老一点的老农才穿的便服棉袄。在图书馆前我们几个同学见此情景，不免发笑。王老师心里明白，看了看自己穿的棉袄，问道，“笑什么？”

    回答：“棉袄……”

    王老师：“这是海城老家我妈给我做的，看，多暖和！”

    在农村，我们把它叫“二大棉袄”。王老师的这件大棉袄的下襟遮住臀部，两袖细长，袖口超过手指；黑色，棉布；这件棉袄无论是裁剪、缝、纳等等工艺都彰显出精心的手工操作的特色，一点时代风韵也没有，土得不能再土。一个大高个、戴一副近视镜、穿着这种土气的大棉袄，有谁能够相信这是一位留苏的副博士！

    王老师见我们一脸迷惑的模样，笑着说，“不管你念了多少年的书，攀升到多么高的位置，都不要忘了老家，更不能辜负了爹娘对你的关爱。穿着老妈亲手给你做的衣裳，不光是身上暖和，心里更暖和。”

    《经济统计学》是我们在校上的最后一门课程。由王积业老师主讲。幸好，至今我手里保存一册（精装）《红星日记》本，（日记本是姐夫在鸡西煤矿公安局先进工作者的奖品，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用过的几本都给了我。）是专门记录王积业老师讲《经济统计学》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是我手头上仅存的大学上课的笔记。）他讲课的一些内容尚有据可查。

    在这个笔记本中，比较认真地记录了前四编的经济统计学的讲课内容。第一编照例是对象和方法问题。关于统计学的对象从开始学习统计课那天起，老师就说有多种不同意见。其实，在统计工作岗位上干上几十年，那就不是问题了。只有那些（极个别，极少数的人）在屋子里看论文、查文献资料，没有做过实际统计工作，脱离实践的“学者”才会呶呶不休的争来辩去；越是没有定论他们越是得意，不然，岂不是丢了饭碗！恕我言辞过于酸刻。必须声明，我真诚希望在学术界出现能够提出新见解，敢于坚持个人主见，善于争辩的精神和热烈的科学研究氛围。

    与《经济统计学》对象联系在一起的，是统计方法。王老师一共讲了六种方法：综合统计方法；统计调查；统计分组法；相对数和平均数；指数法；平衡法。方法是与对象相联系的，也就是认识什么样的对象，就要使用什么方法。王老师讲，我们现在学习的统计理论，统计方法，可以说是全盘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统计实践成功经验，经过验证的社会主义统计科学理论。但是我们学习的并不彻底。比如，经济统计学中重要的综合统计方法中的国民收入的计算，没有真正的开展；国民经济核算没有进行，统计平衡法也就无用武之地。

    讲到国民经济核算，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到从苏联“叛逃”到美国的“苏联人”列昂惕夫。美国劳工部为了研究美国战后的生产和就业问题，以列昂惕夫为首的统计工作者编制成功了1939年的美国投入产出表。美国劳工部用该表预测美国1945年末的就业状况，以及1950年美国充分就业情况下，各经济部门的产出数值。其准确性被后来美国的经济发展事实得以证实。1952年，美国空军和美国劳工部协作，编制完成1947年的包含200个部门的美国投入产出表。此后，美国政府定期编制全国投入产出表，作为国民经济核算和决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完成这么浩大的计算工作量，没有大型计算机的助力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西方的某些成就，依“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导教，在统计学课堂上，把用计算机编制投入产出表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学者在搞“数字游戏”，理所当然的成为批判的对象，列昂惕夫（尽管他应用的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也是在劫难逃。科学毕竟是科学，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开始进行投入产出调查，编制国民经济平衡表。

    在讲到《经济统计学》的任务的时候，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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