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钱平就来找我，对我说：“找到了两个洋人，都是传教士，一个是法兰西人，一个是什么伦巴第人，是否把他们带到这里来？”
我说：“好，把他们分头带来，不要让他们碰面，我分别见他们。”
在康熙年间，由于罗马教皇意图取得中国境内教会的控制权，结果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播。不过，由于西方传教士们大多身怀“绝技”，也就是通晓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于清廷颇有用处，他们可以帮助清廷制作历法、建造园林、绘制肖像，可以让清朝统治者们领略新奇的西方生活方式，所以传教士们并没有被赶走，而是留了下来，以“客卿”的名义为清廷服务。当然，在服务的同时，对于传教士们私下的传教行为就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了。总之，在康熙年间下了禁令之后，西方传教士并没有像在日本那样被赶尽杀绝，而是不断有新人不远万里而来，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始终没有断绝过。
很快第一位传教士就被带到了总统府。这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传教士，生得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满脸的络腮胡须，身上穿的是西方式的长袍。我站起身来欢迎他的到来，结果使得他有些踌躇，不知是该向我下跪行礼，还是用别的什么礼节。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摇了摇：“欢迎，欢迎，来，请坐。”
“谢谢，总统先生。”这个传教士用带有广东腔的中文对我说道。
我俩都坐了下来，这个传教士首先向我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原来，他是法国人，本名叫弗朗索瓦?让?加布里埃，中文名字叫尚伯雷。三年前，他离开法国，来到中国传教，按照西方传教士们惯常的行进路线，他首先来到了澳门，在这里暂住下来，一边学习中文，一边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在澳门住了将近两年之后，他便启程来到了广州，在广州盘桓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北上来到了南京，打算从这里到最终的目的地北京去。但是没想到发生了战争，所以只好留在了这里。
听了尚伯雷的自我介绍，我笑着说道：“欢迎你来到我们中国，为了彼此了解，我也把我们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于是，我把我们起义的由来、经过和宗旨都对他讲述了一番，说完了这些之后，我对他说道：“尚伯雷先生，我们共和国奉行信仰自由的宗旨，是不会反对你传播天主教的，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听了我的话，尚伯雷的眼睛开始放光：“总统先生，您说的是真的吗？您会取消禁止传播天主教的禁令吗？”
我点点头说：“不错，我可以取消禁令，允许你们建立教堂，设立教区，就和你们在欧洲一样。只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什么条件？”
“我想请你帮我送一封信到法国去，如果你能做到，我便取消传教的禁令，还会向教皇推荐你做中国教区的红衣大主教。”
尚伯雷说：“我距离红衣主教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能让我做南京教区的主教我就满足了。总统先生，你让我送什么信，把信交给谁？”
我说：“我希望你能帮我把信交给贵国的拿破仑?波拿巴将军。”
听了我的话，尚伯雷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自从来到中国之后，尚伯雷深深地感受到中国人对于西方可说是一无所知，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根本就不屑于了解西方，几年来，他没有见过任何人对西方文明感兴趣，也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对西方稍有了解的人。然而，此时坐在他眼前的这个人却字正腔圆地说出了拿破仑?波拿巴这个名字，这让尚伯雷无比震惊。
“您知道拿破仑将军，您怎么会知道他？您为什么要给他写信？”尚伯雷不由得向我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我微微一笑：“这样有名的人我难道应该不知道吗？我的这封信还需要拜托你帮我来写，因为我不懂法文。我希望能和法国建立友好的关系，我们愿意和法国通商，允许法国人来中国投资，条件是法国向我们提供步枪和火炮，帮着我们的军队用西方的装备武装起来。只要你能把我的这封信带到法国去交给拿破仑，那我就会满足你在传教方面的要求。”
尚伯雷听了，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总统先生，你为什么要把信给拿破仑？您应该交给督政府才对，那才是决定这种事情的地方。”
这尚伯雷从三年前启程来中国，那时候拿破仑还只是督政府属下的一个普通将军，因此，他对我要把信交给拿破仑大为意外。我心想，等你回到法国，就会赶上雾月政变，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要把信交给拿破仑了。当然，我不能告诉我未卜先知，只能是微微地一笑，说道：“拿破仑将军是罕见的天才，法兰西终归要由他来执掌的。等你跋涉重洋，回到法国，应该会看到是他在当政。”
“对于您的判断力我无比惊奇，总统先生。”尚伯雷说道：“总统先生，我愿意充当您的信使，为您效劳。但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总统先生，请您下令，将天主教立为贵国的国教，请您也皈依天主吧。”
我沉吟了一下说道：“这个不行，我们的宗旨是信仰自由，无论是信仰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犹太教，都是可以的，我们不能禁止其他宗教的传播。至于我，我不会皈依你们的宗教，我有自己的信仰。”
尚伯雷露出了失望的表情：“总统先生，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但是我希望您能够信守允许我们自由传教的诺言。只要您能做到，我就会到法国去，去找拿破仑给您送信。”
“好，只要你能把信送到，我不仅要允许你们传教，还要重重地酬谢你个人，奖赏你一万两银子。”
“总统阁下，对于您的慷慨我深表感谢，但我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金钱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如果您真的要奖赏我，我将把您的赏金用来建造教堂……”
于是，由我口述，尚伯雷执笔，我们用法文写了一封给拿破仑的信，然后我把这封信交给了尚伯雷，并且给了他一千两银子的路费，请他去法国送信。
送走了尚伯雷之后，我又把另一位传教士，来自意大利伦巴第的马礼德请来了。毕竟在十九世纪初的这个时代，从中国到欧洲是一段漫长而又艰险的行程，尚伯雷能否顺利地到达法国，概率是不太高的，我不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所以我又找来了这位马礼德。
马礼德有五十多岁了，穿了一身中式的袍褂，除了没有留辫子，其余的打扮和中国人也完全一样。他一见到我，便熟练地双膝跪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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