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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峭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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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炼狱(十一)形势急转之下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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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得白白胖胖,可爱极了。初为人母的兰,还穿着我们结婚时穿过的那条灰地蓝花格的裙子,配上白地蓝条的衬衫,出现在站台上,显得格外可爱。

    我看看甜睡在兰怀里的孩子,看看兰也许因为又提又抱累红了的两颊,我接过行李兜,把它挎在肩上,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全都汇聚在我俩紧拉着的双手了。

    独身宿舍同室的炊事员老杨和木匠小姜,为方便我们团聚,主动搬到别的房里去了。我们将两床一并,另一床铺上几张报纸,放些杂物。墙上挂了张我业余时间临摹的《鲁迅与青年作者》的水粉画,画的四周用小姜加工的花边板条装饰成框框。一个临时小家庭就这么轻易地组成了。儿子很乖,从不哭闹。饿了或尿了哼哼两声,兰喂过奶,或换过尿布,小家伙便笑咪咪地躺在床上,自个儿玩。

    大赵来看我们,他的办公室就在前院。

    “别提我们的过去。”我在迎接大赵进屋前,和大赵耳语并用力握了一下他的手。

    大赵寒暄了一阵,品尝着兰从广州带来的椰子糖块,逗逗乖乖躺在床上的孩子,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他在办公室管文具用品,没象他原来预料那样有什么材料让他写。

    “这样也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省得犯错误。”他继续说,“别因为写材料用错一句话,给你上纲上线,没完没了。现在人心叵测啊!”我头两天见到他,他这样宽解自己道。

    晚上,我们在食堂打来饭菜吃过之后,谈榕也来看兰母子俩。还是谈榕心细,他买来一袋奶粉。听说兰的奶足够孩子吃,问了问广州的气候与逐渐好转的副食供应。原来同室的老杨与小姜也进屋坐了一会儿,便分别回到自己的宿舍去了。

    老杨是三年困难时期从安徽逃荒来到关外的,现在食堂当炊事员,当我送他到门口时,他关照说,南方人爱吃大米饭,一个人一月二斤细粮票,几顿就吃没了,要我赶买饭人少时再去,遇有剩大米饭时,他会给我盛些大米饭……

    客人尽皆散去,我和兰插上房门,便迫不及待地相拥在一起了。我把兰搂在怀里,看着老实躺在床上的儿子,一种久未有过的幸福之情油然而生。

    “还没给孩子取名呢?你看给取个什么名儿好?”兰说道。

    我望着甜甜地睡在那儿的小宝:“爸和二叔或大哥没商量给取个名儿呢?”我说。

    “他们说要等你这个当爸爸的人来取呢。”

    “我倒是想过,只是不知你的意见怎样?”

    “说说看。”兰从我的怀里仰望着我。

    “你们姊妹都是按‘素’字排列的。蕙兰是仅次于素心兰的一种名贵花卉,我们的儿子就取名叫蕙儿吧!”

    兰伏在我的胸前,搂着我的脖子,我们再一次把视线移向安详地睡在一角的蕙儿,室内被我那自制绿色台灯照射得一片静谧,往日的思念,长期分居的烦恼,早已遁到九霄云外。此刻,我们仿佛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家了。

    公司筹办学习毛著展览馆结束之后,我没有再回材料科而留在了公司新成立的“双革(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办公室”。这是个临时机构,我的工资与关系仍在材料科。

    办公室由公司一位副经理分管,另有几位技术员负责全公司的合理化建议提案的研究落实。我则负责宣传,编辑出版油印的《双革简报》。我喜爱书法、美术,又搞过编辑、校对,干起来得心应手。当然,间或我也到下属厂队收集双革信息,遇他们有求协助书写大字标语或装饰宣传栏,经宣传部或工会跟我们办公室领导打过招呼,我便去帮他们干。

    那时,举凡厂门、车间外墙或举目显要之处,都大兴书写“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类大字标语之风。书写之初,他们事先用白灰水把墙刷好,而后由我用大扁刷直接往上书写。有条件的用红油漆写,宣传经费少些的,则利用红土或黑烟子代替墨汁。

    顺围墙站在地面或椅子上面书写大字标语,比较容易。爬梯子往二楼以上高墙写,就艰辛一些了。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有次到一工厂往十几二十米高的方型烟囱上写大字标语,完全没有安全设施,只靠一晃晃悠悠的竹梯爬上爬下书写,双脚心站得生疼不说,几乎写一个字就得出一身冷汗:万一梯子旁滑,即使不摔死,也可能弄个残废。

    “如果我光荣了,就让这标语为我作证吧!”有时自己这么想道。

    但是我没敢和兰说。我不能让她为我担心受怕。

    我从高处一步一步往低处写,写完一个字舒一口气。

    两天之后,终于完成了任务。我推了推因为出汗粘在脑门上的帽檐,如释重负。

    但半月之后,我在办公室接到该厂的一个电话:“烟囱上的标语写得倒满好,只可惜黑地写上白字——”电话里的人略停片刻,接着说道:“似乎不够严肃。”

    我即时醒悟了。虽然用什么颜料,事先都由他们因陋就简安排好了。但此事非同小可。既然来电话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必须迅即想法采取补救措施。那时我正忙于编辑出版《双革简报》,短期内难得脱身,我于是摇通了这个厂党总支的电话:

    “喂,书记在吗?主席呢?你是办公室的同志吧?和你说说就行了。”我转述了事情经过,我怕他没理解事情的严重性,便又加了一句:“黑地白字不好,你明白么?”我觉得有必要点破才能引起他的重视,不致延误此事,便压低嗓音在电话里说:“黑地白字象挽联,不严肃,所以赶紧让书记或主席,派个人用红土子把黑地刷成红地,就可以了。”

    待接电话的人答应一定负责及时如实转告,我才松了口气。

    “日后写标语或做什么,脑子真得复杂一点才好。可不能再出这类漏洞了。”我以后许久都这么惴惴不安地想。

    周末,刘德福书记和他妻子一一祖籍梅州老家的庄姐一家人来看兰和蕙儿。他俩是去公司澡塘洗完澡,顺便来探望的。

    刘书记已兼任机关支部书记,很少去科里办公了。庄姐在公司卫生所当医生。他们带着“五朵金花”,一个儿子,来到我们这个临时小家,一下子把小屋塞满了。

    兰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分给孩子们,很感过意不去。庄大姐却用梅州话说:“老乡见见面,比什么都好,还要什么吃?”孩子们很喜欢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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