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又会来场大运动。”
说到这里，大赵近似宽慰地自嘲道：“早走晚走，早晚得走。‘工作需要’，毕竟比‘纯洁新闻队伍’听起来要入耳一些。”他接着说：“林总编那次传达关于什么人不能入党的那份文件时，我就预感到，咱们这号子人，在新闻部门怕是待不了多长时间了——党的喉舌机关，能让咱们这‘五类分子’待下去么！”
“咱们不是已经摘帽归队了么？”我说。
“你倒天真得挺可爱。”大赵揶揄道：“你忘了暴彤跟咱俩说过的那句话么——摘帽右派，和劳动改造释放犯有何区别？！按毛主席说法，能让咱们‘多少做一点事’，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相对无语，心里压了铅块般地沉重。
下午，我来到校对组办公室收拾抽屉里的东西，人们沉默着，宛如送葬和遗体告别的那种氛围。
但是我在抽屉里发现了两本崭新的日记本——那是朱霞和大佟他们偷偷送我的。日记的扉页上写着近似的话：希望在新的岗位上永远前进！大佟送我的那本日记本，前头撕去了几页，看得出这是别人送他，他没有钱买新的，又转送给我的一一礼轻情意重啊。第二天，我向行政科借了辆手推车，装着我自己的全部独身行装和两箱书，与大赵一起去市建公司组干科报到。
已是深秋天气，金黄的落叶铺满了街路。道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和马车从我们身旁闪过。我想起了我们坐着马车去马家沟水库工地报到的情景，我耳朵边仿佛又响起昔日那单调的铃铛声和车轱辘压在雪地上的嗞嗞声……虽然，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
第四章
狂 飙
“ 文化大革命”是个人烟稀少的年代，所见的不是鬼，就是奴才，或者是囚犯。
——佚名
建筑公司组干科的程科长是个回族人，中等身材，胖胖的，30多岁，说起话来如同高尔基《我的童年》中面包坊里的老板，声音中仿佛都充满脂肪质似的。
“老赵同志，”程科长这样称呼大赵：“听说你身体不算太好，也年长些，就留在公司办公室吧，具体工作一会儿科长和你谈。”
“你呢，”程科长面向着我：“年纪较轻，组织决定让你去材料科学习材料核算，那是一个技术专业，希望你好好学习，尽快熟悉业务……”
当科长知道我家属还在南方，便让行政科同志领着我安排到后院的独身宿舍。
“这样安排挺好，你说呢？”大赵一边帮我卸下手推车上的行李，一边说：“办公室也可能让我帮他们整理点材料什么的。”他怕我想不通，又说：“你那材料核算工作，可能也就属于成本核算一类的事。也行啊，嘿，对付碗饭吃呗！”
我说不上我此刻的心情是喜是忧。我机械地铺着床铺，收拾着屋里卫生。脑子出现一片空白，仿佛进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我怎样去向兰和她的父亲、以及中山大学的二叔解释这一切啊！
“王绅士这次不知往哪儿安排？”脑子闲不住的大赵，继续着他的话题：“电台更不是咱这号人待的地方。你说是不是？”
我没有回答也不想回答。我自己的事儿还打理不好，哪有心思去考虑别人？
材料科没有和公司机关一个楼办公，而是设在北新市东郊边沿的材料库里，步行15分钟便可到达。
我先找到挂有“科长室”牌子的屋里去报到。不料一进门，却瞅见一个异常熟悉的面孔：
“哎啊，刘德福书记，您到这儿办事来了？”原来是当年采石场的书记。他那洁净的旧军装上，依然挂着那枚抗美援朝纪念章。
“你离开采石场第二年，我就调这材料科工作来了。”刘书记解释道：“采石场和建筑公司都归建设局管。我家在市里，天天那么跑跑不起，提了几次，就把我调这儿来了。”刘书记接着说：“前几天就听说报社调个人来，不知是你。你来这儿工作，挺好挺好。能写会画，这回帮助科里写写总结、搞搞宣传。”接着他把我介绍给汪科长。这位汪科长50左右年纪，黑黑的脸，长着一张永远闭不拢的大嘴：“欢迎欢迎。嘿嘿。”满脸堆笑。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礼节性的笑。
我来到材料核算组，组里连我一共三个人：组长和一名年纪比我略大的女核算员。
我们的任务是复核材料组进入和付出的各种建筑材料、数量和金额，做出不同工程所需材料的预算及决算。
本着先易后难原则，那个满口北京腔的林组长让我先做些复核工作，慢慢熟悉其他业务。
复核本身对我这个只搞过文字工作的人来说，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那材积立方米下的4位数，再算到元角分，乘法和除法在只能靠珠算情况下，定位就把我给难住了。
组长的工作比较多，我不好意思去打扰他，虽然他一直对我挺客气，也象“咕咕头”组长那般，一口一个“文人”。还好，那位女核算员对我挺热情。于是，瞅准闲空，我只好不耻下问去请教李大姐。
“不要着急，慢慢来。”她安慰我道：“我也才熟悉一年多。”一面便教我如何定位及一般工作程序。
“头两天我就听我那口子说，您要到咱科里来。我一听你的经历，最初以为是个老头呢，没曾想还是个小伙儿。”李大姐看组长没在屋，合上帐本，和我唠起家常。
“你爱人在哪儿，做什么工作？”听李大姐说她丈夫这样熟悉我的情况，我有些惊奇。
“就是组干科的老程呀，您不是见过他了么？”
“见是见了，但我不知道您俩是一家子。”我说。
“听说您成份还挺好。”李大姐说：“这材料科，除了科长、书记，大部分成份都比较高，要不就是受过处分的。”
后面这句话大大损伤了我的自尊心。
李大姐接着介绍道：“咱组长成份是地主，但业务挺过硬，要不早该当上科长了；咱那汪科长，木匠出身——”李大姐说到这儿打住了，瞅了瞅门外：“没啥文化，大老粗一个，慢慢你就晓得了；保管组长刘旭是转业军人，留党察看的党员，在部队生活作风犯错误下来的；那位运输组长老贾，原来在什么厂当厂长来的，摆阔气犯了错误，办公室里沙发、茶几、衣架，据说赶上市委书记的办公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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