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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峭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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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炼狱(五)厄运之神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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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对这样的大好形势自然兴奋异常,他到河北视察时,听到安国流村粮食亩产增加十多倍,一棵高梁结八个穗,高兴地说,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学文化,学科学,搞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还说以后猪也要改善生活,吃豆子。1958年8月,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人类社会最高阶段。会议通过决议宣称:人类社会最高阶段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听了都特别高兴,特别受鼓舞。要知道,当时我们那连油花都不多的白菜汤里,能吃上几片榨完油的豆饼豆腐,就像过节一样高兴了。

    人们兴奋异常,高墙上到处写着这样振奋人心的口号:

    不怕做不到,

    只怕想不到,

    只要想得到,

    一定能做到。

    社员群众中则到处传唱着当时流行民间的歌曲:

    哪里吃饭不要钱?

    哪里呀老少笑开颜?

    走遍天下找不到呀,

    人民公社哟——

    吃饭就是不要钱,

    但是,这样的好生活到底没来到我们那偏僻的深山沟,而且我们《北新日报》报道的哪个已经进入人类社会最高阶段的工厂,此后也没有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而终于销声匿迹,真个“走遍天下”也“找不到”了。

    相反,物品越来越缺,价钱越卖越贵。过去光是买粮、油、肉食、棉布要凭票,后来连肥皂、卷烟甚至补衣服用的线团也要票证才能买到了。而北京那些研究部门没等宏伟计划实现,又来了新课题——没有粮食吃什么?研究起粮食替代品来了。(据《中华遗产》)

    大放卫星的结果,导致高征购,据后来《新闻周刊》一篇文章说,上报的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照实收,把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征购任务还差得远,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再交不上来,就抓人、关押、打人,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不寒而栗的所谓三年灾害时期,据后来中央统计,四年我党计饿死3755万多人!

    星期天,我和谈榕相约去市里走走。看电影两角、洗澡两角五分倒还没涨价,过去六七角一斤的饼干却涨到七块钱才能买到了。我全月工资还买不到5斤饼干啊。副食商店货架空空的。一斤粮票听人们说已卖到超过粮价十多倍价格——两元五角至三元。我们当然不能和普通百姓那样去买,买了就是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犯罪行为。贾诚妻子怀孕想买块豆腐吃,邻居还有说“右派老婆也吃豆腐!”到后来,用粮票也只能买到苞米面饼干。

    1960年夏,市里和全国一样,蔓延起慢性肝炎病,有的人小腿用手指一按一个坑。人们都说是营养不良引起的。好在我和大赵、谈榕每月48斤定量,“自己吃饱了一家人不饿”。但暴彤和王绅士这些人就够苦了,他们得省下一些给自己老人和孩子吃。暴彤也得了肝炎浮肿病,现在抡起18磅大锤,可不象过去那么轻松有劲了。昔日手臂和胸脯上隆起的一块块疙瘩肉,明显地下去了,大锤抡不上几下便气喘吁吁。

    但是,所有这一切,比起后来我们看到的和凤鸣所著的长篇纪实文学《经历——我的1957》,我们能够活下来算是十分幸运的了。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附近,有个叫夹边沟的劳动改造农场,原有右派劳动改造人员2800多人,由于粮食定量一减再减至每人每月15市斤,又缺少副食,最后只剩下六七百人活着回来。其余全部饿死在那里了。一些人为了活命,甚至出现吃死尸肉的慑人情景。

    书中还介绍了一个叫傅作恭的右派,原是美国一位建筑学家,傅作义的胞弟。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水利部长的起义将领傅动员其弟回国,支援兰州建设,适逢赶上整风,无辜打成右派。当夹边沟一批批饿死人时,他写信求哥寄些粮票或实物,其兄不知详情(寄信要经检查),未寄物品鼓励其好好改造。年逾半百的傅作恭无力背石块,队长搓草绳套其脖颈前拉后推,弄得傅口吐白沫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后傅之尸体被扔进大坑喂了野狗!

    厄运之神

    这年的国庆前夕,刘书记召集我们全体右派开了个会,市整风办公室那个旁听过我的批判会的老郑,当众宣布摘掉一批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其中就有我们的咕咕头组长和暴彤。

    送别暴彤的时候,我和谈榕凑了10斤粮票给他:“我们没有别的送你,回去买点饼干给你孩子吧。”

    “以后休息日上市里时,一定到我家坐坐。”暴彤接过粮票,紧握着我们的手。

    “不怕连累你呀?”谈榕和他开玩笑。

    “×,老子就是不怕这个那个的。”暴彤说:“这次我们单位要给我摘帽,我说,我压根儿就没承认有帽!”

    真是块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

    和咕咕头组长告别时,我把他拉到一旁,小声地提醒他:一旦给你送毛衣的那位姑娘找到了,办喜事时,可别忘了我。

    “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我的‘文人’。”组长说。

    “你俩安心改造吧。”暴彤最后叮嘱我们说:“这次摘帽的30多名右派,绝大多数是五六类的,四类处理可能就我们三四个。好好干吧,慢慢总会解决的。”

    咕咕头组长他们走了之后,我们的劳动组织按采石和碎石不同工种有些变动。那位在批判暴彤大会上说话抑扬顿挫、字正腔圆、我曾和他借过《新华字典》的中学老师尤林,因为得了慢性肝炎也分到我们碎石组当了组长。

    尤林的穿着不象咕咕头组长那般随便,他自始至终象王绅士那样保持整洁利落的教师形象。而且总是梗梗着脖子,象吞了一根尺似的。说话也离不开课堂味儿。尤其遇到小组开会,他说起话来,停顿的时间比说的话要多,简直象新华社播发纪录新闻时的速度。他讲究卫生几乎成癖,这一点又象那位擦雪花膏的复旦大学生。涮茶碗必得三回。连擤鼻涕也有他独特的高雅方式,手绢从展开到叠回去,任何时候都有条不紊。上厕所不用手去开门,而用脚踢。

    “尤老师,我看你总那么干净,怎么还得上肝炎了?”瘸农艺师一边捶碎石,一边有点揶揄的味道说:“你看我过去成天生活在农村,差不多拿苍蝇就饭吃,反倒什么病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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