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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峭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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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四)破碎的家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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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彤老婆盛英到底和他离婚了,孩子由暴彤母亲照看,盛英每月给暴彤他妈送10元作为孩子的抚养费。自己一个人住进工厂的女宿舍里。暴彤真是条硬汉,无论在生活、劳动中,都看不到他有一丝儿惆怅伤心处。他原来22级干部,每月工资54元,四类处理,降两级工资,现在每月发给他40元5角。老母没有退休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嗜好抽烟,还爱喝点酒。

    “现在水落船低。”他诙谐地说:“过去抽‘大生产’,现在抽旱烟叶,过去喝瓶酒,炒两个菜,现在到饭店花五毛钱买两碗用酒精勾兑的红酒,用咸菜疙瘩下酒。”

    “啊——,真过瘾!”每天晚上,当暴彤躺到被窝之前,他就开始过他的酒瘾:举起他那装有红酒的小瓶啁上两口——仅仅两小口。这半斤酒他得坚持到周末,才能接续上啊!然后在房梁上用线绳串着的咸菜疙瘩拽下一小块,巴嗒巴嗒地品得怪有滋味儿,甚至把同样有酒瘾的瘸农艺师老傅馋得直咽吐沫儿。

    “你这种喝法不是降两级,三级都有余了。”睡在我旁边的大赵和暴彤开玩笑。

    “三级就三级吧!”暴彤边巴嗒咸菜,边满足地说道。

    “知足者常乐。”谈榕用他那广州普通话补充道。

    那年冬天很冷,没到冬至晚上最低温度已达摄氏零下二十七八度。宿舍里的水缸,第二天早起上面便冻上一层厚厚的冰。好在我们早晨都学着不洗脸的,只是用口盅里的一点点水把毛巾洇湿一角,擦擦眼屎便去吃饭上工。这样还省得山风扇裂了脸。雪花膏那时候属于奢侈品,劳动改造没有人用它的。

    那位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江苏籍的年轻工程师,因为用了雪花膏,小组会上有人还对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了批判。我们的手和脸实在皲裂出血了,便花上一毛钱买那种蛤蜊油或凡士林油擦擦。

    山风呼啸,站在半山腰上作业,在零下二十来度的天气里,我们戴着皮帽子,脑袋瓜儿都被冷风吹得头皮发木。冬天的太阳没有给我们半点暖意。一个个鼻子冻得通红。为不让冷风钻入我们躯体,我们每人都象工人师傅那样,找一根麻绳栓在腰上。一早,嘴里呼出的热气,把胡子、眉毛和脸颊两边的帽沿部分的皮毛挂上了厚厚的一层霜,活象个“圣诞老人”。在这样的天气里,戴着棉手闷子抡大锤,使不上劲,戴两付线手套呢,抡不一会儿手就冻得钻心地难受。暴彤看我冻得甩手跺脚,鼻涕直淌,关切地说:“你这南方人不禁冻,赶上到了小寒大寒,在这山上干活,你更受不了啦。”他给我出主意:“过几天休了,我去市里给你买双狗皮袜筒,再买双大两号的棉胶鞋套上穿,不然,三九天这关你可难挨啊!”

    暴彤粗中有细,心肠满好。等他给我买回来穿上之后,在山上作业,虽则也冷,毕竟差多了。

    但后来到了小寒,最低温度达零下摄氏30多度,老人们说,这是最近几十年最冷的一年,山上干活更困难了。

    原来在水库工地我们“新建队”食堂干活的老傅和贾诚他们,来到采石场后不能再进“厨房重地”,一开始也都一起上山打眼。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他俩上山干活自然更加困难。呼出的热气常常把贾诚的高度近视镜蒙上一层薄雾,有次上山一不小心,贾诚失足从半山崖上滚下来,造成左小腿骨折。自此,场领导开始照顾他俩腿瘸,把一些老弱病残或年岁大些的,也抽调一批参加碎石车间和女工们一块捶建筑用碎石。王绅士和我就都调到山下捶碎石了。

    捶碎石的劳动强度比抡大捶自然轻松得多,也可以戴着棉手闷子干。但所谓的碎石车间,实际是在露天地里坐着干活,更加冻腿冻脚。就连我这狗皮袜筒也不起作用了。晚上下班袜筒和鞋冻在一起脱不下来。我们于是捶一会儿碎石,便站起来蹦跳一会儿,接着又嘶嘶哈哈地畏缩着身子继续干。

    “真是鬼呲牙的天气!”女工们拢起了火堆。人们从头到脚武装着,皮帽子、口罩、围巾、棉大衣、棉鞋,除了露着一对眼睛,我们只有从她们的衣服围巾的花色和说话声音的尖细,才能辨别出他们的性别和年龄。

    “别光顾烤火哎,多少得干着点儿。”领工员耿德贵路过碎石场,边坐下烤火,边开玩笑地和女工们说。

    “你赶上有个小媳妇搂着,不知道冷哩。”女工中大多是半老徐娘,她们开起玩笑什么话都敢说:“怎么样,你那小媳妇大腿嫩超的,新婚那滋味挺不错吧!”

    “这帮老娘们,没个正形。”老耿说着,看我们一个个冻得鼻涕拉撒,便转移话题招呼我们:“来,你们也轮流着过来烤烤火。”

    “这还象是人说的话。”老大嫂们说:“右派也是肉长的,快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看我们去了两个人,又开玩笑说:“挤一挤,挨近点儿没关系的,她老爷们不吃醋啊!”

    老耿烤一会儿便起身走了。这些老大嫂们接着便叽叽喳喳地讲起这位领工员40岁头上死了前妻,最近如何娶上这个安徽年轻媳妇的经过。据说她是家里困难得揭不开锅,随一帮“盲流”(指三年困难时期大批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逃荒嫁到这里来的。

    轮到老傅起来烤火,他竭力用锤柄支撑着半天没站起来。他原本腿有残疾,这一冻关节就更不好使了。我过去把他扶起来。他抹了一把鼻涕小声和我说:“也就是党还挺关心咱,要不挨这冻,真是死的心都有!”

    我不知他说的那前半句话“党还挺关心咱”是否出自内心,因为那时人们不管说些什么,为安全起见,都自觉不自觉地要戴上这种“笼头”。否则碰上“进步人士”给你打个小报告,你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破碎的家

    轮到我和王绅士最后烤火时,王绅士咬着牙也起得挺费劲:“完了,这一坐,屁股一着凉,痔疮又犯了。这几天大便拉了好几回血了。山上干,抡大錘累了不行,这回领导照顾调到山下活轻点,总坐这冷板凳也不行。有病,哪儿都找着你了。”

    过去,我知道王绅士有胃病,不知道他痔疮还这么严重。

    “北方老百姓不有那句话么: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现在有病缺钱都让咱摊上了。”我说。

    其实最令王绅士苦恼的还不是这些。前一个休息日,我和谈榕去市里走走,在浴池洗澡时碰见王绅士。老王约我们去他家坐坐,我们考虑目前这种情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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