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就被当作右派批上了。
“‘咕咕头’咋来的？就是这样来的！”王绅士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那咕咕头又是什么意思？”我还有些不解。
王绅士说：“嘿，你这个南方人哪，是得到农村改造改造——咕咕头，也是母鸡的一种，但因为它头上没长鸡冠，却长了一撮突出的羽毛，外表一看，既不象公鸡，也不象母鸡，不伦不类，所以人们管他叫咕咕头。”
我后来把这来历告诉我们报社的大赵时，大赵乐得前仰后合：“可以套红发一版头题。此乃旷世奇闻也。”
大赵听我介绍完“咕咕头”的来历，忽然想起别人跟他说的笑话，问我知道不知道贾诚当右派的来历，看我摇摇头，他说：“你知道贾诚的近视眼镜有多少度吗？”我还是摇摇头。
大赵说：“1100度。贾诚该死就该死在他这眼睛上。”大赵解释说：“咱们书店不是卖过那种很小的世界各国我党的领袖像么，一个个的还没有小指头大。有一个同事拿了剪下的其中一张让贾诚辨认，问他照片里的人象谁？贾诚看了半天，没认出来，他不知这是领袖像，以为是同一科室的什么人呢，便说：‘象谁？我看象个猴！’
完了，那是毛主席像！
当他知道自己惹了祸，脑门上登时冒出豆大的汗珠。但一切都晚了，有人向组织打了小报告，说他在反右斗争中污蔑伟大领袖象猴，这还了得——贾诚就这样当上了右派……”
谈起当右派的来历，大赵还讲到和他一起挑土篮的那位原是劳动教养支队当管教干部的暴彤，有一年，据云棉花欠收，国家只给每人发二尺八的布票。暴彤和干警们谈起这事儿，说这点布票做条裤子不够，正好做条大裤衩子还不浪费。结果到了反右后期深挖阶段，有人说他这是对国家棉花供应政策不满，和苏修污蔑中国两个人共穿一条裤子遥相呼应，里应外合。加上日常他爱给领导提些意见，他也就责无旁贷成了右派。
在所有这些右派中，后来我知道最冤的莫过于我那位客家老乡林先生了。林和我同岁，当时是—个选煤厂负责煤质化验的技术员，有天值夜班，恰巧撞见车间书记和一女工在办公室闭了灯鬼混，他觉得这是败坏党的声誉，便向有关部门反映，结果被这位书记知道了，书记便先下手通知他扛行李下乡劳动。一下就被送到劳动改造院来了。当人们反省自己罪错时，林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劳动改造院未接到有关林的任何材料，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让林和那些一类处理的右派一起改造了2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家改正时，也找不到他的任何材料给他宣布改正。自然，那时的中国，那位书记不用负任何责任，国家也用不着担负任何赔偿。
当然，形形色色的右派来历，也没有几十年后大家在80年代报刊上看到的三则史实那般让人哭笑不得：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据云是位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他弟弟在其单位一块工作，不管做什么都积极带头，从不落后，反右期间，这个单位还未“评出”谁是右派，有人开玩笑说，×××，你事事带头，这次你也带头当回右派如何？这位书记的弟弟也许还不知“右派”为何物，果真同意当了“右派”；另一单位到了反右后期按毛主席指示还未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大家“评”来评去，不知该“评”谁合适，恰巧有人憋不住要去厕所小便，大家灵机一动，于是提名上厕所的这位老兄当了右派；还有一个单位没抓到右派，情急之中有人提出抓阄办法，结果抓到尾阄的人当了一回子右派……
大赵讲完贾诚和暴彤的事，竟自个儿乐了起来，可听完这些故事，我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大伙儿为何这么起劲抓右派？后来有人撰文说：因为1957年春，学生与青年要求争取自由与自由的呼声响彻中国整个大地，当时形势极不稳定，5月15日毛主席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告诉他们他想改变他原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中心，重新回到严格限制的老路上来，宣布要把全社会5％的右派抓出来。据山寨版的《往事微痕》披露：中国人民大学一开始只抓了200多名右派，可能考虑没达到5％，后来又“补了”200多名。北京大学“5。19”争取自由运动后，有700多名师生被打成右派，还有800多名被划为“中右”（绝大部分是18－25的青年学生），他们后来的经历都十分悲惨，毛这样做是要杀鸡给猴看，让他们知道这就是向我党争自由要争取自由的代价。结果，按当年官方公布的数字，全国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若加上后两年打成右倾分子20万人，即有75万，按当时一户5人计算，政审株连达400左右万人。工人农民中免划右派分子，但对有不满言论者，要戴上反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帽子。我们报社工厂有个年轻的印刷工人，就因为喝酒时和他的好友说了句“我党好，就是肚子吃不饱，蒋政府坏，大米白面有得卖”，被他朋友打了小报告，而蹲了十多年监狱。据四川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统计，当地的反坏分子还数倍于所抓右派的人数。
那棵枯树上吊着的铁轨又“当当当”地响起收工号。干了半天活，尽管很紧张，不容你有喘息的机会。但第一天并没有感到怎么累，心情也比来工地前好得多。这一方面许是原来从事新闻工作结识了不少单位上上下下的人，因此彼此见面一唠扯，扯出几个熟人，互相间距离缩短了，也就消除了陌生感，加上他们对新闻这一行多少抱着点神秘感，好打听这打听那，一来二去，大家很快混熟了；其次，离开了原机关那种见谁都似乎矮半截的让人窒息的压抑感，暂时忘却在单位里被批得狗血淋头的、已经没有那种作为人的尊严的狼狈相，到这里相互间都彼此彼此半斤八两，似乎倒也可以尝到一点点做人的平等滋味。因此，当我们睡在狗窝一样的临时工棚，夜里听着那报纸糊的窗户被北风刮得呜呜山响而蜷缩着身体难以入眠时，悲凉中倒似乎感到某种解脱。
“人是可以适应一切的。”我不知为何突然想起小娟在我有病住院时，从图书馆给我借过的波·列奥尼托夫著的《第三病室》中，庇托姆采夫说过的那句话。此刻，小娟和玲玲的影子也随之闯进我的记忆，我想起我们一起看电影的美好时光，想起她那消失在医院走廊尽头的背影，我的心境不由地沉重起来：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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