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的晾水塔和厂区、住宅区灰色的轮廓，逐渐消逝在飘着雪花的、淡淡的雾蔼中，马车后面积雪的乡道，留下两条长长的辙痕。
“小孔，这阵你在想啥呢？”大赵看我沉思的样子。
“我在想我17岁时参加革命，从南方老家出发那阵子，钦华指挥我们一帮人唱‘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主席前进……’那首歌呢！”
“还挺惬意的呢！”大赵并不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有意揶揄道。
“可不，现在多惬意！给咱俩一人发一顶冬不暖夏不凉的右派帽子戴着。”
此后又是那单调的铃当声和车轱辘压在雪地上的吱吱声。
水库工地
水库工地就要到了。道口新搭起的牌楼，挂着“一定要把水库修好”的横幅标语。远远望去，两边新筑起的低矮的堤坝上，流动着黑压压的干活的人群。东面的山头，用苇棚搭的临时指挥部，彩旗飘扬，高音广播喇叭放送着那首人们熟悉的歌谣：
戴花呀要戴大红花，
骑马呀要骑千里马，
唱歌呀要唱跃进歌，
听话呀要听党的话。
堤坝上人声鼎沸，乐曲与号子声交织一起，挖土、挑土、打夯，一色是手工操作，没有任何机械。“人心齐，泰山移。”一九五八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就提出了令人鼓舞的口号：“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美国”。所以当头年冬《人民日报》提出我国农业要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立即用实际行动争取生产建设大跃进”后，马家沟农业社便和全国一样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决定兴建马家沟水库。这一举动立即得到北新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于是边设计边施工，工程很快进入了浪潮。除了留一部分男女劳力搞春耕备耕外，大部分劳力投入到兴建水库的行列中来。当然，仅仅靠马家沟和几个附近受益的农业社的一二百的劳力是远远不够的，市里便决定由市直各机关轮流参加义务劳动。北新市500多名右派分子，自然也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廉价劳力。于是，我们也就一个个扛着行李，先后到马家沟报到来了。
半个世纪之后，我曾在《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当年全国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957年10月份二、三千万人，11月份便上升为六、七千万，12月八千万，第二年1月达一亿。当时全国总人口才六亿多，几乎半数以上劳力都投到这上了。但后来所知，当年半数以上这类仓促上马的水利工程都报废了！我们修建的马家沟水库还有幸保存下来。
北面堤坝上出现了几个拿枪警察看着干活的人群。他们一个个低着头，穿着黄马甲，显出无精打采的样子。
“这帮干活的人，大概就是咱们这帮老右了。”大赵说完，我俩的心刹地凉了：自由，这个过去很少想到的字眼儿，此刻显得多么地珍贵啊，然而我们己经不复所有了！
我们来到指挥部，有两个人在里面长条桌上写标语，一个象广播员模样的年轻姑娘走了出来。
“老乡，领导右派改造的办公室在哪儿？”大赵为了这问话已经思考半天了：称“老乡”而不能称“同志”，因为有次作检查时，提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挽救”，马上受到钦华的训斥：“谁是你的同志！”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姑娘问。
“我们是报社的。”大赵习惯地拢了一下垂下的头发。
“是来采访的？”姑娘显得有些惊喜，但说完可能就发现问题了：采访不会扛行李啊。便立刻改口：“还是报到的？”
“来报到的。”
姑娘表情立时就变了，用手一指：“到东边场院那栋房去找李队长。”
这原是农业社的一大间库房。厢房门口新贴不久的白纸上写有“新建队队部”字样。
我们探进头去，一个约莫50左右岁、身穿旧军装、有络腮胡子的人正指挥一个瓦匠师傅收拾火炕。
“您是李队长？”
“是。”络腮胡子看我们扛着行李，头也没抬：“来报到的？”
“嗯呐。”
“哪单位的？”
“报社。”
李队长抬头望望我：“你多大岁数？”
“二十一。”
“原来当记者吗？”
“是。”
“听你口音是南方人？”
“嗯呐。”
“家庭成份地主？”
“不是。”
“富农？”
“也不是。”
“资本家？”络腮胡子还是没抬头，继续问。
“下中农。”我说。
这会儿络腮胡子显出一脸的严肃和不解：“怎么搞的？这么点岁数，这么好的成份，这么好的单位和工作，还反党，当右派？”
看我们默不作声木然站在那里，李队长说：“西大屋，挨着往里铺，一人二尺宽，去吧。”把我们打发走了。
西大屋地下，面对面铺了厚厚两溜打场压过的高梁穗。为了不让“铺垫”跑出来，两面“床沿”各放上一根圆木，这样，中间便留出一条可以走人的通道。我和大赵挨窗户铺好行李，一只被惊吓的老鼠从我们脚下溜了过去，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们到外屋找个石头将两个木头橛子往土墙上一钉，挂上背包，便把“家”安顿下来了。
这时院子里进来两个人，一老一小，抬着一桶萝卜腌制的咸菜疙瘩，那年轻的戴一副高度近视镜，年老的腿有点瘸，瞅着有些面熟。
“你是傅荣宝？”我终于认出那位老者。在市政府农林科会议上，我们见过面。正是我上冈冈乡采访批驳过他关于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糟了的老傅。
“嘿啊，没搞错吧？怎么，批完我的大记者也整到我们一堆来啦！”老傅过来和我握手。
“×！不打不相识，这就叫缘分！”又是大赵的大嗓门。大赵也是在市里的鸣放会上认识老傅的。
“不过，”老傅把我拉到他身边，附在我耳边说：“你写的文章倒是天花乱坠，却仍然没有驳倒我那合作化后粮食亩产下降的‘谬论’！”
“发表出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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