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是你们‘邻居’——”组长说：“他原籍是挨着你们广东的，湖南益阳人，20岁入上海大学，并开始写作，24岁因参加党领导的罢工运动被捕，蹲了两年多的监狱。”组长的记忆力出奇地好：“他出狱后入党，抗日开始当记者、编辑，1946年到东北解放区参加土改。他的《暴风骤雨》就是写的这段生活的体验。你看那北方农村生活写得多生动、细腻，书中人物的对话，北方民间词汇多丰富，你看得出作者是南方人吗？”
我无言以对。
是的，工人出身的二赵，过去下去采访发现了一点什么新鲜事，回来就宣传有“世界意义”，过去我们只把他观察问题上的肤浅，当做笑谈，而没从另一个方面发现他在语言表达或其它方面的长处。
我们的组长，就是这样，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地方，指出你的要害，把正你的方向，令你心服口服。
编辑部钻研业务切磋技艺的空气很浓。同事们间关系也颇单纯，谁若能够指出自己作品中的某些不足，他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党团生活会上，大家可以因某些事情上的不同看法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中午晚上在机关食堂吃饭，人们又凑在一起会上餐了。
那时，除了汪总编年近四十，那些组长与我们这些编辑、记者、抄报员、收发员，都不过二十四五。夏天一起去游泳池游泳，周末晚上去舞厅跳交谊舞，冬天结伙到溜冰场溜冰，晚饭后甚至一块儿散步。说笑打闹，不分你我，十分融洽，极少隔阂。
除夕之夜
“庆芳、李斌，过几天就春节了，你们和钦华也打个招呼，年三十你们仨就上咱家吃饺子去！”
说这话的是我们经济生活组的记者王明。王明是蒙古族人，性格豪爽，为人热情，读书成癖，文笔犀利。大家很少叫他王明而戏称他“博古”，其间自然有夸他知识面广这层褒义。
“这样吧，”站在王明一旁的读者来信组的编辑李祥说：“你们仨除夕去博古家吃饺子，初一到俺们家逮饭。年三十晚墨黑墨黑的，也没有月亮，就别回独身宿舍住了。博古家若住不开，俺们两家分开住。反正俺们两家紧挨着。”李祥是大连人，他管咱们叫俺们，吃饭叫“逮饭”。
还没等我们发表意见，王明便说：“就这样定妥吧！到时你们仨一起来，可不再去请你们啦，听见没有？”
我和李斌“嗯呐”一声，算是答应。
王明比我们大两岁，比我也高出一头，走在一起，他总爱把他那粗实的大手搭在我肩上，这使我想起孩提时与二哥一起放牛和离开宁城时二哥与我一起逛街的情景，让我感到异常的亲切与温暖。有时我和王明一起出去采访，晚上回来过了食堂开饭时间，他也拉着我到他家去吃。
“今晚就到咱家吃点咸鸭蛋、小米水饭吧。”王明说。
小米水饭在南方是吃不着的。过去我母亲在山上也种一种叫‘鸭爪粟’的谷子。但山里人不知道怎样吃法，没想到那么小粒的杂粮，也要象加工稻谷那样去皮去糠，所以连皮带糠磨成了面，虽经筛子筛过，可吃起来还是又粗又涩。因此在我们老家一提起北方吃高粮、粟子，觉得那是很苦的事。其实吃小米水饭时那股清香、解渴、吞咽时的痛快淋漓劲，对于没有尝过的南方人来说，是很难体会个中滋味的。
“今天可没煮小米水饭。”当我们来到王明家时，王明的爱人王婷大姐说。
“就吃倭瓜、土豆闷猪肉吧！”王姐知道我爱吃这“北方农村家常菜”。
说话之间，我们已经盘腿坐在炕上。火炕，我也是到北方后才真正有了体验。在南方老家，当我听到南下大军中留在寨子里工作的高乡长，说起火炕是底下烧火，上面住人，大家寻思还不得把人烙成萝卜干了啊！眼见为实，尤其冬季，外出归来往炕头上一坐，屁股底下暖乎乎的，那才真叫享受！
炕桌早已摆上大葱、大酱、萝卜块，大家盘腿围坐一圈。大葱沾酱我极少吃的，吃过几次辣得鼻子里往外冒辣气，从此就很少问津了；生萝卜块沾酱有时倒吃上几块，但也觉得不如南方腌的酸辣萝卜好吃。我看着他们吃大葱、萝卜块沾酱吃得咯吱咯吱怪有滋味的，自己却各取所需地吃起倭瓜、土豆焖猪肉来。倭瓜，学名南瓜，在我们南方山寨管它叫番葡。土豆学名叫马铃薯，大跃进之后我们南方老家才有种的。
“倭瓜土豆一甜一咸，互相争味能好吃么？”我当时这么想。但送进嘴里感到味道满不错。以至几十年后一到秋季南瓜土豆上市时，这道菜便成了我家的传统菜目之一。
“小芳，你父母在南方，在这还没成家，没事就来咱们家串门。”王姐对我说：“你来了咱也不把你当客待，就像咱的大兄弟，遇上什么吃什么呗！”
“这样最好了。”我说：“有时上别的同事家，客客气气，一弄吃的忙活半天，我倒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了。”
王婷大姐在医院当护士，为人热情、朴实，心肠极好。有次当我盘腿在炕上吃饭时，她发现我穿的袜子后跟磨出个小洞，忙拿了一双王明的袜子给我换上。
“咱这有缝纫机，一会儿就把袜子扎上了。”她用剪子把袜底中间豁开，将它翻上去加固袜帮，另找几层旧布扎成袜底，穿起来结实暖和。自此，王明常奉王姐之“命”，看我床头叠放的衣服、袜子，稍有破损，便不言声拿走了，待过些日子，又将缝补好的衣物，整齐放还原处。床单旧了，没等破，王嫂将中间剪开，两头对接缝上，一条顶两条使，又省钱又美观。
王姐比王明大两岁，这是北方父辈们觉得这样儿媳会当家，早生贵子。所以，编辑部已婚的北方同志好多也是女大于男，这和我们南方风俗有异。王姐没有辜负老王家的愿望，在王明17岁那年便给老王家生下个“千斤”，过了两年又添一男孩。
“一共一吨半”——这是王明回答别人问他有几个孩子时的诙谐语言。王明的女孩叫玲玲，已经4周岁，长得活泼可爱。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睫毛乌黑且长，双眼皮，眼窝略深有点象我在发电厂公寓里采访苏联专家看到的他们的孩子。我妈妈没有给我留下姐姐妹妹，所以见了玲玲我特别喜欢。
“玲玲，叔给你糖块吃。”开初，星期假日，我上王明家去，玲玲还有些怯生生地躲着我，后来渐渐熟了，也就喜欢跟着我玩，甚至一旦我要离开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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