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贫民都有这样的陋俗，当家长的怕孩子大了娶不上媳妇，大都在儿子很小时便花很少钱抱养童养媳，有的甚至儿子还未出世，便抱养女娃，叫“等郎妹”，一旦他（她）们长大成人，便在某一年的大年卅晚上让他们“开床”成婚。届时既不用请客，也不拜堂。吃碗鸡肉煮米粉，房中贴张胖娃娃的年画，便算圆了房。我的童养媳，据说还是吃我妈的奶长大的。
“回来啦。”她小声说。
“回来啦。”我也小声回答。
小时候，我俩常常一起玩。大一些，特别是近年来，我发觉，自从阿珍逐渐长高，胸脯略略隆起之后，我和她说话就有些不自然了。
回到家里，我把阿泉哥给我和大春各增两万元津贴的事给父母、嫂嫂一说，大家都挺高兴。
“赤古嫂的亲哥当董事长，对涯阿芳还蛮照顾的呢！”嫂嫂这样道。
说完我从藤篮里拿出买来的猪肉和火柴递给二嫂。把饼干打开，每人分尝几块，剩下的就全给正为阿香喂奶的大嫂：“这些留给阿香吃吧。”我在阿香那红嫩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
“阿爸，这半斤黄烟是买来给你的。”年近七旬教过二年私塾的阿爸捋了捋蓄起的胡须，满意地笑了：“《三字经》讲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我儿子长大成人，会想着阿爸了！”
我把买完东西剩下的钱拿出一万，自己留下五千多。对阿妈说：“我也不吸烟不吃酒，留着补贴家里买油盐用吧！”阿妈显得很高兴：“真是一岁一岁不同了！”
但是，也许当爸妈的对儿子的“长大”都那样急切地寄于厚望：当天晚上，当我洗完澡独自来到阁楼就要吹灯休息时，阿珍忽然悄悄地出现在我的身旁。她刚洗过澡，用手梳理着不慎弄湿了的长发，周身散发着一种也许是少女特有的体香。
“有什么事么？”我坐在床沿上小声地问。
“阿妈要我上你这儿一起睡。”她站到我面前也小声地说。
油灯下我发现阿珍在说到“睡”字时，那嘴角的两个小酒窝，真有些迷人。我们那时不过十六七岁，阿珍还比我小一岁，正处豆蔻年华，但少女的雏型已经显露出来，出浴后薄簿的衣衫，突现着略显丰盈的胸脯，脸上或是身体的某一部分，荡漾着女性特有的青春气息，似乎开始出现一些令人怦然心动的地方。一种朦胧的青春的涌动，促使我把阿珍那苗条的身躯紧紧搂在怀中，她面对我，顺从地站在我的两腿中间，我发觉自己的心律加快，我把脸埋在她的脖颈里，心甘情愿地让她那乌黑的长发扎得我脸上痒痒的。但那时我们毕竟都还太年轻，还没有勇气去试着品尝“禁果”。平日阿珍是和母亲一起住在阁楼棚下的。是的，今晚她要和我住在一起，除了母亲之外，嫂嫂当然不会知道，第二天也不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们，让我们难为情。可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我终于从阿珍腰上松开紧搂着她的双手。我说：“你还是回到妈那里一起住吧。”
我没有解释什么，阿珍也没问为什么，也许彼此心照不宣，她顺从地踮着脚步，轻轻地下楼去了。
我不知阿珍回去妈妈将怎样问她，也不知妈究竟怎样想她的儿子，但妈从此在我星期六回家度周末时，再没有让阿珍到我楼上一起住。
告别龙眼寨
客家，是从当地人他称演变为自称而来。它是汉族以语言作为区分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客家话中保留了许多中原古音，所以在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中，客家话作为独特的方言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也许是历史逐渐在客家人的血液中沉积了某种特质，客家人素以四海为家、吃苦耐劳、勇于开拓著称。象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以至近代的客家后裔孙中山、廖仲恺、朱德、邓小平、叶剑英、宋庆龄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后来我知道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马来西亚首任国王叶莱、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以及缅甸前总理奈温、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遐尔闻名的万金油大王并报业巨子胡文虎和曾宪梓等，均为客家人后裔。客家人遍布全国各省市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客属有一亿多。所谓有阳光水土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后寨学校恬静有序的教学生活，让我和大春感到异乎寻常的惬意。但这种惬意却无法抑制我那莫名躁动的、客属血统的不安分的心。我总觉得只有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去奋斗，才是真正的革命。想到大哥、二哥参加地下工作和游击队之后，大哥由县里保送去了南方大学，二哥分配到平原县松香厂当了厂长，堂兄、堂侄早已远走高飞，原来上中学在这寺院偷金边茶杯的最要好的阿祥同学也去了海南岛……我不止一次怅然若失地对大春说：“只有涯俩与梅林老和尚在这钻山旮旯了。”
一批批知识青年被招聘到外地外省从事祖国建设工作。终于，有一天一位镇上回来的阿如同学说，我们的好几位同学被招聘到江西、湖北去了，现在中央燃料工业部（后改为煤炭部）又在县城招第二批师范学生。
“果真么？”我问。
“一点也不差的。”阿如告诉我他明后天就去报考。我于是和大春打过招呼，背着父母跟着阿如同学一起急忙偷偷去应考。
终于盼来了录取通知书，这意味着我就要离开这朝夕相处了数月的简陋的寺庙学校和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了。看到大春既高兴又为难的样子，我给他找了个彼此都要好的同班同学钟云作伴。那天中午，我打好行李，装上阿泉代表学校送我的搪瓷脸盆、毛巾，和学生家长送来的花生以及煮熟染红以示吉祥的鸡蛋等物，在学生的一片送别声中离开了学校。在这送别的人群中，我发现那位曾以难字考我们，后来成为朋友的病休在家的全禄老师，我都走远了，回头还看到他挥动着他的长竹烟筒和我告别。
中午的太阳很大，对未知的未来的渴望逐渐融化了依依不舍的情绪。我走在由寺庙信徒捐资修筑的这条一级级的石阶路上，听见自己年轻的脚步踩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在这空旷的山野里显得坚定而响亮。这样的青石板砌成的石板道，我只是在几十年退休之后去云南旅游时，才在茶马古道上见到过。
第二天就要去县城报到。妈妈这次没有像那次我和阿祥要去参加游击队的小鬼队那样再阻拦我。一来这次出走已不像以往时局动荡不定；二来报考师范专业出来还是教书。所以妈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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