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加以挽留，张、端二人竟转电清廷军机处和外务部。锡良得知后，认为此举不妥，遂不顾个人得失，向清廷上折陈明其中的利害关系，并强调中国官员的任命如果受到一个外国人的左右，则无疑是国之屈辱的道理。光绪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锡良于是带病北上赴任。
在热河任上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锡良积极整顿吏治、财务、兴办矿业、开垦荒地、整顿巡防，并兴办育才、开发民智，为改变热河地广官少，难以管理的状况付出了艰辛的努力。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开始在四川积极推行清廷所提倡的“新政”，他不仅在当地设立各种学堂，还派大批学生赴日、美、法等国学习。在四川任职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争夺路矿权事件。当时外国侵略者认识到“铁路所到之地，即势力所及之地”的道理，疯狂争夺我国的筑路权和开矿权，而清廷也似有支持之意。锡良为了保住国家的主权不受外寇染指，在这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力主自办，他不仅反复上折强调其中的利害关系，而且还在数年内积极筹措股款达千万以上，在四川民众的努力支持与不懈斗争下，锡良最终取得了川汉铁路修筑的自主权，粉碎了外国侵略者妄图借助铁路在我国延伸势力的美梦。同年，锡良开始在西藏巴塘地区进行拓民垦荒。并于1906年派员平息了由上层喇嘛和土司势力挑起的“巴塘事件”。
三十三年（1907年）3月，锡良奉旨调任云贵总督。在两年的任职期间，他针对当地地理位置虽然险要但当地守备军纪涣散、疏于训练等弊病以及教育落后、财政拮据、外交棘手等情况进行了大力的整顿，他重点抓了整顿吏治、兴办学校、整顿军备、修筑铁路、禁止鸦片等工作，并且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三十四年（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锡良奉命亲自督师前往镇压。
宣统元年（1909年）2月，锡良被授为钦差大臣，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的事务，兼任热河都统。
而刚一上任，锡良就亲力亲为，深入考察，了解情况，尤其在其擅长的内政方面，很快发现此时东北的困局：看到东北三省利权外溢、财政艰窘的困境。为挽救日益危急的局面，锡良上任一月，决定上疏朝廷，提出了以开设银行、移民、设治、分防、通道等内容为主的解决东三省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方案，张瑜对其采取的举措也是颇为欣赏，心中尤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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