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的长兄凌振祥写了一本《二月河源》的书，我才据典忆祖，明了了家族的历史概貌：开基之祖是兄弟二人：凌德环、凌德源。明代末叶迁来开荒，兄弟二人兄居岗上，弟居沟底，繁衍生息继以世代，遂成人丁七百余人的凌氏大家族。比凌德环再早，已不可考。这次我游山西，到洪洞县，忽有所感：是否可能来自大槐树下?我曾祖父一代时。还算比较“牛”的，兄弟四人三秀才，伯凌朝徽，是食廪秀才，仲凌瑞徽是贡生，叔凌杞徽为庠生——我的曾祖父是凌朝徽。一门三秀才，这在江南极平常，在北方，山左山右一带，是十分了得的，方圆百里提起来，都是称先生而不名，“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如何怎样。这个影响通逼今日，人们称道“二月河你们知道是谁?是大先生的曾孙!人家那叫祖上有德……1’这是曾有过的辉煌，晚霞的绚丽，似乎至今还放着毫彩之光。我的理解是，打从我的祖父凌从古这一代，家道开始发生令^——兴奋?激动?悲伤?忧虑?……这些变化，不不…一不是这样的．用“感怀”“惆怅”也许更合适，我则一用唏嘘这个词。
我家的“成分”问题
爷爷的照片现今留存得有，但我见过爷爷一面。那是1953年，我八岁，父亲探家带上了我。我的大哥说“你当时很怕他(爷爷)”。但我的回忆不是这样。我只是觉得好奇与隔膜。那是冬天，太阳暖暖地洒落略带金黄的光。老人家默默地坐在大门口外的石头上，表情有点呆滞地看着远处。过来过去的人有的挑担有的扛农具，路过时和他打招呼：“老汉——文明(我父小名)回来了，”“回来了。”
“还好?”
“阿啊，还好。”
“你快走了吧?”
“啊啊，快了，快了。”
这话是半个世纪前说的。我现在已过耳顺，仍像昨天那样清晰。“走”就是“死”的意思——释得自然答得简洁、坦然。这在其他地方如何?我不晓得，在河南是犯忌讳的，肯定没有这事。
他真的很快就“走”了。留给我的应该说不是怀念，而是带泪的思索。
1937年抗战爆发。他把长子凌尔寿送进了抗日队伍；次年，他又送走了二儿子凌尔文(我的父亲)。那时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只有这两个儿子，都送走了。而家里总共九口人。三十四亩地，请了一个叫“歪牛叔叔”的来做长工。两个儿子都在我党的根据地打仗，凌尔寿在河北武安牺牲一这无论如何说都是个爱国老人。应该受到表彰的，而他受到的“奖赏”却是“富农成分”。
二月河源
祖父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普通农民，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深明大义、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者。他说：“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他以坚定的理念，顽强的毅力。超凡的忍耐，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克服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苦难，在国家危亡时刻，将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女婿送上了抗日战常儿女们在前方浴血奋战，而他在后方勤劳耕作，捐款捐物，赶着毛驴送军粮。几次被日伪抓去，险些被活埋在县城外的西河滩。老人家恪守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么一个简单的公理，从来没有奢望和等盼社会或老天爷能给他什么报偿。只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期待着战争的胜利，全国的解放，儿子能回来，他能享些许天伦之乐。
祖父的期盼最终也没有实现。迎头等来的是革命革到了自己的头上；远方传来的是大儿子牺牲的噩耗。而首当其冲的“革命者”竟然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凌尔文。
大约是1946年夏，叔父回来了。他头戴大檐帽子，身穿灰色军装，左胸前有一块长方形布块，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当时，部队鼓励家庭富裕的军人，回家做工作，把多余的土地主动“献”给贫苦的农民，叫做“献田运动”。儿子一回来，又看见他这身打扮，祖父母脸上的雾云消散了，露出了多时不见的笑容。晚饭后，前来看望的人们都走了．屋子里静了下来，谈判开始了。我太小，听不懂他们谈些什么。只看到叔父不时坐下站起，不停地打着手势，一会儿大声理论，一会儿又低声细语。我只听出了“以前怎么怎么，现在如何如何，今后什么什么……”祖父母只听不说话。叔父说完，坐在炕头静等回话。祖父沉默了，他用火镰打火，拿起烟袋不停地吸烟，室内只听见他“吱、吱”的吸烟声。现在想来他在作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吸了两袋姻后，他磕掉烟灰，把烟袋递给儿子让他吸，身体向炕角挪了一下，靠在被子上说：“好，按俺孩的主意办。”献十几亩土地给贫苦农民的决策就这样拍板定隶了。第二天．村里的干部都来了，中午，叔叔请客，干部们都在我家吃饭，家里非常热闹。祖父写了一张纸，大约是字据吧。来人一片赞扬和恭维，“大爷，叔叔，哥哥”叫个不停。过了几天，村里的业余剧团编了一个戏，戏名叫《凌尔文献田》，村里请我们全家去看，让祖父坐在中间。我们全家都成了剧中人，还有一个小孩扮演我，在剧中给干部们点火吸烟。爷爷边看边咧着嘴……祖父经受了“第一次革命”——儿子革老子的命——的考验。
这次和风细雨式的家庭革命，把那个和我们日夜相处的“长工”，我的歪牛叔叔也“革”掉了。
他赶着毛驴，驮着两布袋粮食，奶奶给他打点了一个很大的包裹，里面装满了衣物，让他背着，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家”。我看到，他和祖父母都有点依依不舍，他走出门拐弯了，我们还在大门外站了许久许久。
这段时间．婶母担任县“妇救会”(即当时的“妇女救国会”)主席，在外忙着支援前线工作。而解放则寄养在离城五里的王家庄奶母家里。祖父经常带着吃的用的去看他，回来总是对祖母说：“好．又白又胖。”
大约是1947年，真正的革命一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这次革命可不同于“第一次革命”．它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绣花绘画，而是疾风暴雨式的。平静的村庄，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相邻而居的这个大群体，一下子裂变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四个阶层；几百口人丁的凌氏大家族，也突然间分成了两个阶级。
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发布《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的政策大概依据某位领袖的一篇“报告”行事。这一运动从老解放区首先发动，干部有砸烂旧世界的坚定决心，人民有翻身求解放的热情，因而土地改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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