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瘫倒住院以后，开始是学校出钱为我看病。后來乱得厉害了，校长、主任和老师都被揪出來批斗，沒有人能过问我的事了。有一天，高老师來了。他说是偷跑出來的，学校公款已经被红卫兵控制。他带來五十块钱，是他当月的工资，要给我留下看病。当时，我母亲在这里护理我，她自己是当教师的，当然知道教师的生活多么困难，坚决不要。可高老师还是执意放下了。临走时，他紧紧握住我母亲的手，眼里闪着泪花，好半天才说：‘真对不起，我沒能把你的孩子带好……那场球赛，我本该制止鹿荣上场的。她的瘫痪，我有很大责任，真对不起！’可是，这能怪他吗？我母亲一句抱怨的话也沒有说，反倒安慰了他几句。高老师又摸着我的头，深情地说：‘鹿荣，安心养病，等治好病，乱过这一阵去，我亲自去省城找我的同学，保送也要保送你进省体育学院。好好看病吧，如果有可能，我还会來看你……’
“高老师走了以后，再沒有來过。后來听说，因为他家庭出身地主，又说了一些对‘文化革命’不满的话，被打成牛鬼蛇神，折磨得厉害，他割断静脉自杀了。”
高老师自杀的事我早就知道。鹿荣说到这里，哭起來，我也流下了泪。他为培养我们这些孩子，花费了多少心血呀。
“后來呢？”我小声问，感到鹿荣的手在抖动。她扯出枕巾擦泪，又说起來。
“后來，生活就困难了。我母亲只有四十多块钱工资，平时供我们母女俩生活还很艰苦，现在还要住院看病，就差得更多了。那时，我还在床上瘫着，不能出院。父亲头年死了以后，母亲把我看成命根子。她不能眼看着女儿这样完了，倾家荡产也要为我治病。她不断回去变卖家产，可我们家并沒有多少东西，沒撑几个月，箱箱柜柜，包括父亲留下的衣服，都卖光了，钱还是不够用。白天，母亲强装笑脸安慰我，晚上就暗自垂泪。看着母亲作难，我哭了，对母亲说：‘我不看病了，咱们回去吧！’母亲不同意。过了几天，她又去操办钱了。
“那时，我们家就安在母亲教书的一个乡村小学里，离这儿有十七八里路。村子很小，只有百十口人。母亲回去借钱，可是乡亲们都穷得要命，谁有钱呢？大伙看我们母女孤苦伶仃，怪可怜的，就帮着凑钱。张家一块，李家三毛，二十多户人家才凑了十三块二毛钱。这点钱能干什么呢？可这是大家的情义，母亲哭着挨门感谢，拿着十三块二毛钱來了。路上，她连汽车也沒舍得坐，跑了二百多里路，赶到我住的医院。我一看母亲憔悴的样子，脚也跑肿了，就大哭起來。我母亲再也装不得坚强了，也抱住我哭了。医生护士虽然同情，但沒法帮助，沒钱不能住院，沒钱拿不出药來呀……
“这样又在专区医院维持了半个多月，眼看山穷水尽，沒有任何法子可想了。那天晚上，我们母女二人正相对垂泪，准备第二天就离开医院的。忽然护士领进一个三十六七岁的男人來。他穿一身破旧的军装，肩上、裤子上都有补钉，胡子拉茬的，有棱有角的四方脸上有几块殷红的伤痕，只有一条左腿，右腋下夹一根拐杖。
“我们一眼就认出來了，这是大沙河一带的护林队长耿国臣。他是志愿军荣复军人，一条右腿在朝鲜战场打掉了，靠近心脏的地方还藏着一颗美国子弹。他是五一年从朝鲜回來的，黄河故道两岸有名的功臣。这人性子相当火暴，看见不顺眼的事就骂人、打人。但和我父亲的关系很好。我父亲打成右派下放到这里后，勘察水土、规划植树，上级不放心，派他跟着监视。可他却成了父亲的保护人。当年植树造林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很多问題都是他帮着解决的，调拨车辆，组织劳力，联系树苗，都由他出头。他给我父亲说过多少次：
‘你放心好了！在故道两岸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是造福子孙的大功德事，天塌下來，我一条左腿给你扛着！’他认定我父亲是个好人，受了冤屈。别人怕受牵连，他不怕。六五年，我父亲因为劳累过度，营养不良，得肝癌去世了。他让人把尸首抬到这片林子里，做了一口大棺材埋上了。就在这个小木屋后头十几步远，那儿有个大沙丘。当时，耿队长就常住这个小木屋里，周围几十里的林子都归他管。
“当时，上级还有人嫌给我父亲做的棺材太大。他阴沉着脸，一顿拐杖：‘不大！老鹿为黄河故道两岸人民立了大功，栽植这么多树，破费点木材为他安葬，不亏！’转身就走了。我父亲死后，他时常來看望俺母女俩，问有什么困难沒有。我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轻易不愿接受人家的帮助。他每次送钱來，我母亲都婉言谢绝了。他因为是特等残废军人，每月有几十块钱的抚恤费。他沒有妻室家小，父母都去世了，只孤身一人，除了吃用，钱都存了起來，手头很宽裕。我母亲也曾想去他那里求帮助，但又怕他将來不让还。而且，他的钱是用血换來的呀。因此，母亲一直沒有张口。
“现在，他來了，一言不发，两眼灼灼地盯住我们母女俩，一副生气的样子。母亲一直沒有告诉他我住院，听说前些日子他也病了。他心脏旁边的那颗子弹老是找他的麻烦。看來，他到底还是听说了。他一來，我们就估计到了他的意思。他当时虽然生气不该瞒住他，但看我病成这样子，母亲一副绝望的神态，总算沒有发火。只坐下來喘息了一阵，说：‘老鹿嫂子，你放心给孩子看病吧！鹿荣住院治病的钱，我已经交给医院了。’他又从怀里一把掏出三百块，往床头上一放，‘这是你们吃饭零用的钱，收好！’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硬充好汉也不行了。我和母亲都感动得哭了。母亲哽咽着，要说一些感激的话，他一摆手：‘别说这些！都是共产党的钱，沒我一分！’他不愿意叫人感谢。我和母亲都知道他的倔性子，不敢再说什么了。当天晚上，他陪我们说了半宿话，第二天就告辞走了。事后，我们从护士嘴里才知道，头天下午，他向医院一次交了两千块。两千块呀！在当时，这可是个巨额数目呀！平日，他连烟都不抽，穿得破破烂烂，为了给我看病，却一把拿出两千块，这大概是他的全部积蓄了！
“后來，就靠这笔钱，我在医院住了三年，终于能站起來了，妇科病也有了很大好转。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我再住下去了。于是，我出了院，回到母亲教书的那个乡村小学校。这时到了六九年，学校都复了课。我母亲已经五十多岁，到退休年龄了。可是为了多拿点钱，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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