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多钟时，我和德全已站到了北京站的广场上。我们直到此时才顾得上体会一下沮丧的心情，在此之前我俩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心情。
我说：“真倒霉透了。”
德全说：“全怪你不听我话，我说不让你带刀你偏带。那张布告几天前我就看过，咱们学校门口就贴丁一张呢！”
我埋怨道：“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是告诉我布告的事，我就不会带了。”
德全说：“我想你也看过布告哩。就贴在校门口，你会沒看到？”
我们停止了相互埋怨后，我说咱们好好玩它一天吧，否则也他妈的太冤了。
德全说对。
我俩便上公共汽车直达北京动物园，看狮子老虎驼鸟大蟒，便将派山所和处分抛在了脑后。
将动物园看了个遍，我俩又前往颐和园玩了一遍，花掉了身上并不多的钱。颐和园里胸挂相机的老外很多。曾见一个老外逗一个中国小孩玩，还主动给这小孩和他年轻的妈妈照相，那年轻妈妈很漂亮。我和德全很有兴致地驻足看，老外也向我们投以很友好的眼神。我和德全差一点跟老外搭上话，但最终还是沒能鼓起勇气。过后德全说他是怕自己讲的英语老外听不懂。
我俩都想如果与老外搭上几句话就可以让他也给我们照两张相，不过又想，即使照了老外恐怕也沒法寄给我们，这样一想也就不觉得可惜了。
玩过了颐和园，天已黑了。我俩重回北京站，钻在人堆里过夜。水泥地面晒得热腾腾，我俩歪在地上进了梦乡。十点多钟时有警察來轰了，我俩随着人群一起挪到广场边缘警察不管的地方接着睡。
夜里一点钟，德全摇醒了我，说该走了。我俩便揉着眼去存车处取了车子，德全驮上我上路。
渐渐便出了市区，进入了黑暗里。我们要赶一百多里的夜路。
路上极少行人，我记得直到天将明时，我们行了将近百里，只遇到过三个骑自行车往北京卖菜的小贩。
路旁的田野里却时时传來拖拉机轰鸣的声音，那是在耕地。这耕地的声音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整个世界的客观存在。
我坐在车后，困极了，止不住地打盹，有好几次差点摔下车去。德全因为骑车运动的缘故，倒是抵御住了困意。
我的困意持续了几十里路，天将明时困意才过。
早晨六点十几分我俩抵达了学校。我们下了公路，翻过铁路，又过了一里长的一段田间小路，便抄近路到了我们学校的后操场。我校的晨练时间是六点十分至二十分，我和德全的车子骑上操场时，大家正在跑步。所有的人都在看我俩，知情者便向旁人充当解说，我们能感觉到一些目光里的好奇、羡慕和佩服。
但我俩此时实在是沒有英雄凯旋的心情。
我们此时甚至都顾不上体会本班女生投向我们的目光……
至于当我和德全度过了沒事人的几天之后，教育处主任突然将我传到教育处(此时那个派出所的公函寄到了学校，我的那张警告处分已到了教育处主任的手里)，我开始一次次做检讨写检查，并在此后的一个学年里处处改造自己、争取毕业时将这纸处分撤销，这便都是后话了。
一年后，毕业典礼的大会上，专门有一道程序，就是宣布撤销我的这个警告处分。同时宣布撤销处分的还有外班的另外两个同学，我沒有记住名字。
后记：一、“装弹簧刀时德全很反对，说是怕警察给搜出來。”后來果然被搜出來。这样的情节有点像滥俗的影视剧，但这篇小说里写的却是我自己完全真实的经历。
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一个人背上了处分，那么将会影响他一生的前程。尽管我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但仍在好多年里感到一种“前途无望的茫然”，在我工作了七、八年后，我曾试探着跟一位很欣赏我的领导讲过我的这个处分，目的是想探明我的个人档案里有沒有关于这个处分的记载（处分已在毕业时撤销，班主任也向我保证沒有记入我的档案，但我从未对此安心，因为有人说只要挨过处分一定会记入档案的。至今我仍不敢确定我的档案里有沒有它的记载，因为我自己看不到我的档案，它在组织部门手里。）领导是能够看到我的档案的，但对那一次的探问，我的领导沒有做出任何表示，未置一词，我明白这是组织原则。
备用站：www.lrx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