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让这个改革方案胎死腹中。
方案的过早泄露，让这项改革遭遇了來自各方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只好无限期地推迟实行。这令当时的深州市主政领导大为光火，要求一定要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作为分管对外宣传的这位宣传部领导首当其冲，成了替罪羊，被市委免了职。
人走茶凉。胡民阳知道这一切后，只好与李小曼一起像别的來深大学毕业生一样，整天价泡在人才市场里找工作。
李小曼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记者，这也是她当时选读新闻传播专业的主要原因。可要想进入深州的新闻媒工作，沒有非常硬的后台是枉费心思的。她只好退而求其次，到了一家文化公司做广告策划。但这家公司业务量很大，但员工却特别少，经常超负荷运作。几乎是一人当两人用，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每个员工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才能完成任务。而公司的工资福利却差强人意。
这对于自小沒有吃过什么苦头的李小曼來说，简直就是虐待。她实在吃不消，为此，还沒过试用期，她就向这家公司递交了辞职信，炒了老板。
此后，她先后又到了几家文化传播公司工作，发觉这些公司与第一家公司的情况大同小异，都是拼命地榨取员工剩余价值來赚取利润。
李小曼为此对深州非常失望，她经常在胡民阳面前抱怨。
但胡民阳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哪个老板不是为赚取利润而來？无利可图谁还想当老板？你现在遇到的困惑主要是因为你观念还沒转变过來，沒有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在深州，哪家公司不是满负荷运转？中兴、华为、富士康这几家让人仰慕的大公司不都这样高强度运作吗？富士康员工连睡觉还是三班倒呢，即每一张床都有三个员工轮流着睡，每人每天只能在这在床上待上八小时。”
“这太可怕了！怪不得富士康老有员工跳楼自杀，换成我也受不了这样**裸的剥削。”李小曼边说边摇头。她认为，深州不是人待的地方，能在深州待下去的，要么是神，要么是鬼。总之，常人是无法在深州待的。她很后悔当初不顾家里人的反对，跟着胡民阳跑到深州來吃苦。现在看來，她这一步棋的确走错了。她要悔棋，重新回到厦门，回到她父母身边。
李小曼有这样的想法除了工作是主因外，住房问題也是诱因之一。
她与胡民阳來深州后，一直租住在一个“城中村”里。这个“城中村”住着形形**的人。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里就有浓妆艳抹、妖娆性感的女子纷纷走出村口，奔向各个欢场，准备兜售欢笑与肉体。也有面无表情、贼眉鼠眼的古惑仔奔走在大街小巷中开始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由于管理上的缺失与无序，深州“城中村”既脏、乱、差，又藏污纳垢。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赌博、打架斗殴、黑帮火拼等等，这些只有在香港电影电视上才能看到的场面，在深州“城中村”里几乎三头两天都能见到。救护车、警车常常呼地在村里进进出出，并时不时传來恐怖消息：要么是某某房里发现腐烂尸体，要么就是有人血淋淋地倒卧在巷子里。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让被家里人视为金枝玉叶的李小曼如何能适应？她希望有一个安全、安静、舒适的家。但是，她与胡民阳两个的工资收入并不高，在短时间内要想在深州买房是不可能的。深州房价正处在突飞猛进的时期，房地产市场在无序地发展。
有一次，我与彭海博、张二江等人一起吃饭时，无意间我们聊起深州房地产。我与彭海博一致认为深州房地产是个暴利行业。谁知，却遭到张二江的强烈反驳：“暴利个‘**’毛！要说暴利，那些做坐台‘小姐’的才叫暴利呢。想想看，一个‘小姐’陪喝陪唱一个晚就是三百多块钱，如果打一‘炮’就是八百，甚至一千多，陪睡一晚上至少也得三千。她们一个月下來至少可以赚到三至五万元，一年至少也有三十到五十万元收人，姿色好点的比这个数还要多。而她们的成本呢？无非就是一些低劣的消毒水和避孕套，不值几个钱。可你们知道吗？一个房地产项目要经过前期拿地、征地、规划、策划、设计、建设等诸多环节，一个项目下來至少要两到三年的时间。而房地产项目都是大投入的项目，动则上好几个亿元的投人，这么多资金都是要靠银行融资而來的，而银行的利息高得惊人。除银行利息、建筑材料费用等成本外，搞房地产开发还有一个成本是大家所看不到的，那就是公关成本，业内也叫灰色成本。房地产行业涉及的部门非常多，规划、城建、建设、环保、消防、城管、工商、税务，甚至居委会，哪个不是爷？开发商得给他们上贡。否则，你的项目会在某个环节上出问題。这样一算，一个项目能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就真该念‘阿弥陀佛’感谢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了，绝不是外面盛传的所谓暴利。现在房价高，大家都骂开发商，实际上，最应该骂的是政府有些部门的人。”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一直以來张二江不去搞房地产开发了。以他的人脉关系，他要是去搞房地产开发，不一定输给“万科”的王石，甚至可以与“京基”的陈华比肩。他不愿意去趟房地产这摊浑水原來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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