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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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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艰难时日(三)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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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学森认为,现在卫星工程最大的困难,是测控网,不建好测控网,就是卫星研制出來,也沒法上天,上去也沒用。科学院的701工程处,是专搞测控网的,已经在打砸抢中陷于瘫痪状态,工程处的专家们更是人心惶惶,无法正常工作。得想个法子,把这支队伍保护好。

    聂荣臻说起不久前,总理给他打电话,说科学院乱了套,总理希望国防科委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绝不能让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冲击701的正常工作。

    现在的问題是,怎样把卫星测控网的问題解决好,也就是把701工程处的专家们保护好,让他们一心投入科研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聂荣臻决定,再去一趟导弹基地。

    按计划,聂荣臻的专机应该从核试验基地直接返北京,可他临时决定,途中在导弹基地落一下地,让人有点措手不及。

    1966年11月17日,一架伊尔--14飞机降落在导弹基地的专用机场。李福泽、栗在山、张贻祥等基地领导去接机时,摸不清聂荣臻突然到來是为了什么。

    见了面,聂荣臻说:“我这次來,是有件要紧事和你们商量。”

    聂荣臻告诉他们,现在科委机关和北京的研究院都乱了,为了不影响整个卫星发射试验的进度,卫星地面观测台、站的筹建工作,想把它交给导弹基地管。李福泽、栗在山顿时愣了,面露难色。李福泽说,卫星测控系统,工程浩大,技术复杂,其难度不亚于再建一个发射基地。

    聂荣臻说:“我回北京后,让总参发个文件,各个台、站的工程建设,由各大军区组织实施。你们只负责站址勘选、设备安装等业务工作。”

    李福泽急了:“可我们这方面的技术力量,肯定不行,远远不够!”

    聂荣臻说:“科学院的701工程处,现在已无法正常运转,干脆交给你们。701的技术力量,能够胜任工作。”

    李福泽一听更急了:“聂老总,这方面的工作,难度非常大。701工程处,属于地方单位,任务协调、人员管理相当复杂,让基地來接管,是很困难的,我们吃不下!”

    钱学森也急了:“科学院的人现在正忙于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北京沒法安安静静搞测控网建设,照目前这个样子,卫星的事,恐怕三年两载都难以走上正轨。”

    栗在山说:“接管701,我们就担心消化不良,误了大事。”

    聂荣臻说:“你们不妨先吃后吐嘛。这也是沒有办法的办法。先接收过來,慢慢消化,以后情况好了,再交出去也行。”

    李福泽等人仍在犹豫。聂荣臻动情地说:“同志们,实话说,现在我们遇到了很大困难,但不管困难多大,我们的人造卫星,一定要如期发射!现在再不抓紧卫星观测台、站的建设,就赶不上了。我知道你们难,所以专门跑來,和你们商量,你们就算帮帮我,帮帮钱学森,帮帮中国的卫星吧!”

    聂荣臻的话让在场的人为之动容。李福泽一一朝基地的常委们看去,沒人说话,都在点头。李福泽有些惭愧地说:“聂帅,我们刚才不该犹豫的。为了中国的卫星,再难,我们干!”

    离开导弹基地之前,聂荣臻特意來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着自基地开始建设以來牺牲的所有烈士。冷风呼啸,沙尘扑面,聂荣臻拄着拐棍,在李福泽陪同下,在上百座坟墓间缓缓走动。转了一圈,聂荣臻说:“李福泽,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请你想着,在这儿也给我留块地方。”

    李福泽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

    聂荣臻说:“人总有一死。将來,我來这里,來陪这些士兵、科学家、工人……”

    李福泽被强烈地震撼了,他眼里噙着泪,用力点点头。

    1992年,聂荣臻去世后,部分骨灰安放在了他亲笔題写园名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之中,在他的身侧,陆陆续续安葬着他过去的老部下们----孙继先、李福泽、栗在山、高震亚等等。这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墓地,因为这里安葬的,既有元帅,也有将军、科学家、普通士兵和职工群众。

    114.氢弹设计不能停下來,再难也要按期完成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青海金银滩核研制基地虽然极为偏僻,但是运动却搞得“轰轰烈烈”,两个造反派水火不容,踢开党委闹革命,整个办公楼做了武斗司令部,把里面的人都给轰了出來。昔日宁静的草原,变成了武斗的场所,大喇叭整天高喊革命和战斗口号,零零星星的枪声,让人不寒而栗。

    科学家们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研制氢弹原理试验的装置,以求早日进行氢弹原理试验,检验氢弹理论设计的正确与否。

    吴际霖因为家庭出身问題,两派轮流斗他,给他戴高帽游街批判,回到办公室时,他时常脑袋上都是糨糊,他顾不上擦干,就满头糨糊來开会。为了不耽误氢弹原理试验,并且为了确保质量,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科学家建议,核装置设计与制造紧密配合,边设计边制造,平行交叉作业,争取时间。

    吴际霖后來活活被整死了。听说他的事情后,他母亲想不通,在大衣柜里上吊自杀。他夫人精神失常,跳河自尽了。他的两个女儿來看李觉,给李觉带來一封信,希望帮忙澄清吴际霖的问題。自身难保的李觉在那个时候沒有办法帮助他们一家。文革结束后,吴际霖获得平反,李觉又把信还给他的两个女儿,说:“做个纪念吧。”

    吴际霖一家的遭遇,令人唏嘘。这位中国核工业战线的有功之臣,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在北京的邓稼先,也不能幸免。

    有一天傍晚,他回到北医三院的家,看到家门前一片狼籍,屋门上,砸上了一块块煤泥,这些煤泥是用尿和的,臭哄哄令人窒息。推开门,家里也是一片狼籍,窗子破了,书房里,书籍、手稿满地都是。他心疼地蹲下來,一张张地捡拾手稿。

    身后有响动,他回头一看,是妻子许鹿希进來了。许鹿希一身疲惫,头发凌乱。邓稼先问:“他们,批斗你了?”

    许鹿希说:“硬说我是彭真、刘仁黑帮分子,可我根本不认识这两人啊。”

    邓稼先伸手揽住妻子,妻子眼里涌出两行泪,邓稼先替她擦去,安慰道:“希希,要挺住,啊?挺过去,就沒事了。”

    许鹿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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