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回忆说：“邓稼先从事特殊工作，他本人受到的冲击小一些，我那时是医学院的教授，天天挨批，运动几乎将我逼到绝境。那时我身体很弱。可以说，风一吹就倒。稼先常常骑自行车來单位接我，经常加班，他也很疲倦，沒有力气骑着走，他就推着我走，一边摇摇晃晃走，一边宽慰我：希希，会好的，会过去的，要挺住……”
北京花园路核武器研究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批判周光召的，批判邓稼先的，批判于敏的。说周光召是“推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
周光召迈着沉重的步子上楼，來到自己办公室门口。办公室门上，也贴满了大字报。他小心翼翼地推开办公室的门，钻进屋，生怕把大字报碰破了。
就这样，一到办公室，他顾不上别的，坐在桌前，拿起一组数据，用一个计算尺进行计算。
那段时间，周光召也是因为出身不好，父母在国民党时期干过，一开始就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了三四次之多。可他并沒有放松对氢弹的研究。
周光召回忆道：“那时正好在突破氢弹的一个关口，我虽然也有一些消极的情绪，但是我想无论如何要把事情做下去，因为如果中国的氢弹不能够爆炸的话，显然我们的历史使命沒有完成。我就想，把这个做完了以后我就要退出了。”
他又说：“我想我有错误大家尽可以批评，我还是问心无愧的，尽管我对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很理解，但我不想停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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