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群众面面相觑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得唉声叹气地：“看来，我们只有赶另外的车了。”正在这时，几辆没有牌照陈色很旧的面包车开过来，驾驶员高声叫道：“到南门口，三元钱一个人。要走的赶快上车。”
一个中年人：“公共汽车到南门口才一元钱，你要三元，太贵了吧。”
驾驶员是个满脸胡子的中年人，他横着眼睛：“嫌贵了你就莫赶，在这里等你的公共汽车。”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人们争着上车；不到五分钟，一个小小的面包车挤了十五个人，司机还一个劲儿地把人往车上推。
三辆面包车先后开走，车站仍然留下了五六十个乘客。有些乘客明明知道是六娃子捣的鬼，却装着不知道的样子骂道：“那些挨千刀的瓜娃子，不准公共汽车开过来，害得老子啥子事办不成。”骂归骂，没有汽车就无法进城办事。不急进城办事的人见赶不上车，只好取消进城的念头回家。那些急着进城办事的人，那怕是车子再小也要往上挤。
这时，《岭南日报》记者一凡骑着一辆摩托车来到了站上。他把摩托车子停在路边，装着要赶车样子与乘客交谈，两辆挂着车厢的拖拉机开过来，司机大声叫喊着：“到南门口三元一个人，到南门口三元一个人，要走的赶快上车。”司机的话刚落，急着要进城办事的乘客争着往车厢里爬；一凡走到拖拉机司机面前问道：“你这个车能进城吗？有没有危险？”
“不进城，只能走到南门口这头。那段路离城里不远，可以走路或者赶其它的公共汽车进城。有啥子危险不危险的？我这个车经常拉人，从来没有出过事故；要走的赶快上车，等会儿就挤不上去了。”
一凡没有上车，他退到站外，找了一个视线比较好的位置，拿出挎包里的照相机调好了焦距，载人拖拉机起步时，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咔嚓”一声，一张真实的照片留在了照相机里。
一凡经过一天的实地采访，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写出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发表在《岭南日报》上。与此同时，公安分局也成立了专案组，对借酒发疯，打伤驾驶员、售票员的事进行立案侦查；通过侦查，那个醉酒乘客的情况暴露出来。醉酒乘客叫王红兵，是金阳镇七村二社人，生于1968年10月；他出生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为了追赶时代潮流，当造反派头头的父亲给他取了一个时髦的名字——红兵。他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动不动就给牛鬼蛇神上课，为了触及灵魂，经常用武力教训他们；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武力可以征服人的印象。上小学的时候经常跟同学打架，打得弱小的同学跪地求饶，他尝到了武力可以征服人的甜头。“文化大革命”结束，父亲没有以前那样威风了，在村里还算是有点文化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理；可能是考虑到他年龄较大，又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才免除对他的处理。王红兵继承了父亲的特点，把打人作为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中学期间几次打得同学跪地求饶，老师叫他请家长；父亲去了之后几句好话一说没事了。初三的下学期，几个经常受到欺负的同学实在忍受不了他的霸气，联合起来对付他；一天下午放学很晚，当他走到本大队地界处时，几个黑影突然从路边窜出来，他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打倒在地上，一阵拳打脚踢，打得他跪在地上求挠，鼻青脸肿的他回到家里，父亲看到他脸上的伤，知道他又在学校打架了，很不高兴地问道：“是不是又跟同学打架了？”他不敢正面回答，撒谎说因为天黑，不小心摔在路边的沟里。从那以后不敢与同学为敌了。他知道自己的武功再好，也无法抵挡几个人的围攻。中学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回到家乡务农，比他大5岁的姐姐高中毕业后到乡镇企业上班，与镇办公室敬主任交上了朋友，第二年结婚。他通过姐夫的关系到乡镇企业上班，在一家布鞋厂工作。干了两个月他就不干了，认为布鞋厂的工作太累，又拿不到几个钱；一个大小伙子做布鞋太伤自尊心了；姐姐叫丈夫想办法给他另外找个工作。姐夫想来想去乡镇企业只有四五家，他是一个不想干实事的人，就把他安排到镀锌铁厂当保卫；这个工作他非常满意，上班时不需要一直坐在那里不动，可以流动上班，到处走走看看，保护厂里的财产，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对违反厂里规定、损害厂里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维护，严肃处理绝不手软。由于他的身材高大，站在那里像一尊门神似的，许多工人都怕他。一天中午他在大门口值班，审视着每一个从厂里出来的下班工人；猛然看见两个神情异常的青年从厂里出来，两只眼不停地东张西望。看到这两个人的神情，他发觉有问题；两个小伙子走到大门口就被他拦住了，恶狠狠地盯着他们问道：“你们身上带了什么东西，赶快给我拿出来。”
其中一个小伙子低着头说：“没有带什么？”
“没带什么？哼，等我搜出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他眼露凶光地盯着两个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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