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而您却不是这样，还热心去帮助一位贫困的农村学生，不因他出生卑微就视而不顾，撒手不管，反而还鼎力相助，慷慨解囊……”
“嘿嘿，嘿嘿。”校长自得地笑道。
“您有一颗怜悯之心，怜弱之心和慈爱之心啊！”
“嘻嘻！嘻嘻！”校长自满地笑道。
“要是天下的人、又尤其是像您这样的人都有这样一颗心就好了，所有的危难者都会得到救助。”
“是啊，人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颗心。”
“现在身处困境的人可不少呀，尤其是在农村，他们急切地盼望着有人去救助，而像您这样的人却又不多。”
“像我这样的人当然不多，如多了，我做的事还有意义吗？”校长说。随即他又问：“农村怎么了？”
珍珍趁势说了农村的现状以及农民所遭受到的不公和歧视。
校长听了心情沉重，表情严峻，似乎是在为这类事感到心愤和不平。他的眼角又湿润了，又掏出了手绢。
时机到了！珍珍密切地注视着校长的表情，她要在他最最动情和最最心软的时候将那个问题提出来，而此时恰恰是时候。于是她说：“先生，他们都等待着救助呀！如果请您再去救助他们中的一位，您会乐意吗？”
校长义不容辞地说：“乐意，当然乐意。”他又将手绢从眼角处拿开了。
珍珍似信非信地望着校长，还以为这只是他的一句嘴边话，可没想到他却态度诚恳，极其认真地说：“你所说的人是谁？是男的还是女的？住哪儿？具体是什么情况？需要什么帮助？”
话都递到嘴边上来了，还等什么呢？于是，珍珍便一鼓作气地将情况讲了，只不过隐去了自己的姓名和有关的一些背景情况，她想等他答应了后择时再说。说完，她认为事情到此已成功了多半，一心只等着他说“行”，“好的”，或“没问题”。
没想到校长却突然脸色大变，失声叫出：“天啊，难道是我的耳朵有问题，听错了么？你请我做的是件什么事啊？这简直是给人出难题嘛，并且还是一道极大极大的难题！你怎么能要我去做一件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事呢？”
珍珍一听就懵了，她没想到答复竟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校长还满口答应。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又什么都说不出来，只好不开腔愣愣地坐着。校长随即站起来说：“不说了！你怎么向我提这样的问题？我答应不了你，即使想答应也答应不了！”
话毕，他就将衣袖一拂，起身上楼去了。
留下珍珍一人在客厅里。她顿时觉得心灰意冷，先前的希望也变成了失望。她曾想到过这件事情会很难，所以才想凭借像校长这种既有权势又有影响的人物助她一臂之力，可却没想到会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她刚一提起他就矢口拒绝。下一步该如何办，她一时没了主意。
以后的几天，她都处于一种因受了挫折而产生的低落情绪中，面色阴沉，寡言少语，一个劲儿地做着家务事，好象要将不佳的心情发泄到做事情上面。而校长却象没事似的，仍然照常地工作着和生活着，只是不再象那天那样对她说那样多话了，看起来象是就那个问题对她产生了戒备。
然而，灰心之际，她却并不死心，还想将那个问题向他提出来。因为她觉得如果能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最好，这是一种正当且相对省事的方法；她还认为校长是在故意推委，他只要是诚心想帮她是能够帮成的；她还认为这是一桩大事，要想办成当然得费一番周折，虽然他一时没有答应，但并不等于说就永远不会答应，要是他哪天心血复来，善心重发，又表示愿意相助了呢。基于这些想法，于是，一天下午，当她看见他又早早地就回来了的时候，便凑上前去说：“先生……”
校长是回来拿一份材料的。当时他们正在楼上。他好象察觉到了她的动机似的还没等她将话说出口就说：“我知道你又要说什么。不要说了！你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户政情况……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你要我多去救助几名贫困的农村学生可以，你要我去赡养几位孤寡老人也行，说夸张点，甚至你要我去摘天上的星星、捞海里的月亮也可以，可是你要我将一个农村女人在毫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弄进城我实在是办不到，除非去求天王老子！”
话一说完，校长就去书房里拿了份卷宗出来匆匆下楼出门去了。
他说的是真话，绝非推委之言，珍珍这次可听出来了；它宣告了她的方法的失败，同时也向她警示了前面的路困难重重，荆棘丛生。从此，她便不再指望会有什么省事的方法和便捷的途径，开始寻求别的方法。
在寻求这种方法的过程中，她的心情非常沉重，思想十分痛苦，因为她将不再是以往的那个她了，将以另外的一种面目出现，她所要付诸的行动既不符合她的初衷又将与道德规范相违背。她常常躲进后院栅栏下的藤蔓丛中——那是她想问题时的好去处——去思考、去掂量。一想起自己将要做的事就不禁感到一阵阵的脸红和害臊。
“可是，总不至于就这样算了，”她对自己说，“我必须为我所遭受的歧视、蒙受的羞辱和遭受的践踏雪耻。
“我是个女人，文化不高，本事不大，手段不多，只有采取女人的办法。”
这样想来，她便觉得要好受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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