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饱餐了一顿百吃不厌的广东饭菜。在播放五光十色商业广告的电视机前，夏教授问及我们接下来的打算。他告诉我们，在西德绝无居留的可能，恐怕北欧也是如此，总之，整个欧洲谋求居留许可如同登天般的困难。他建议我们设法进入英国，一则有亲戚接应，二则在那里或许容易申请到美国签证。一旦进入美境，就像鱼儿游到大海，海阔天空，那里非法移民多如牛毛，可以年复一年混下去，等待大赦。他举例，说有个同乡，在美国当了十五年“黑人”，至今安然无恙。夏教授夫妇挽留我们多住些日子，我们表示一天的休整，已经很感激了，我们二人别动队，任重而道远。
第二天，夏教授送我们到火车站，临别时，说，“是啊，我体会你们的心情，人既然跑出来了，总得找个”鸡笼“。说实在的，我真有点舍不得你们走，今后有了安身之地，别忘了告诉我才是。”火车徐徐启动，渐渐加速，从窗外望去，老人双手插在中式棉袄的口袋里，歪着头看看墙上的时刻表，然后度着方步，拐进候车厅，消失了身影。二年以后，在维也纳正式定居，我给弗莱堡挂了电话，夏教授夫妇已先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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