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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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离家出走后，李冬菊本来就感觉低人一头，看着几个婆娘散开时的怪模怪样，就知道又凑在一起说她的闲话。李冬菊气不打一处来，大声骂了一句：“看什么看，咸吃萝卜淡操心的老娘们，就知道拌嘴说闲话。我等着，你们家就不要出事！”回到家里，李冬菊哭哭啼啼，非要姜老四把女儿找回来。女儿离家这么长时间，老实巴交的姜老四本来痛苦，让老婆一折腾，突然来了牛劲：“就知道哭哭哭，天下这么大，你叫我上哪儿去找啊？”

    姜老四竟敢耍脾气，这可是李冬菊和他结婚快二十年从来没见过的，她立刻停止哭泣，呵斥姜老四：“你这没出息的老东西，你不去找女儿，难道让老娘找不成？亏你还是个男人。”

    李冬菊几句话骂得姜老四低下头不再言语，他想老婆可能在外面又听了什么，这个不争气死丫头啊，无奈的姜老四蹲在地下，只有叹气得份儿。

    苦苦思念女儿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姜老四的儿子姜广元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辍了学，桂莲离家杳无音信也已经6个年头，这件事渐渐从祁连村人们的脑海中淡出。姜广元如同父亲一般憨厚老实，不多言语，如今已20出头，在乡村的小伙子中年龄也算不小。老两口请过好几个媒婆给儿子说媳妇，都无结果，让姜老四夫妻很是发愁。当地的婚俗，男女双方结亲之前，女方父母先要随媒婆一同来男方家，这一步骤至关重要的，也叫看家，媒婆会事先把这一情况事先告诉男方家里。女方父母一到，男方主妇便把烙好的白面清油饼端上来，再沏上调有白糖的浓浓红茶水，只要女方的父母不打推辞，能够吃清油饼喝红茶水，婚事十有八九就会定下来。如果女方客人只喝口茶水不吃清油饼，媒婆就出来打个圆场，算是给男方留个面子，遂与女方父母离去，这样的事李冬菊已经过两次，每次都让她失望。

    一天，媒婆杨兰花又领着邻村姓郑的一对中年夫妇来到姜老四家。进屋后看他们虽皱了眉头，但喝茶吃饼的程序一点没落下，李冬菊端上的12个清油饼，只剩下2个。这两个人太能吃，坐在一边陪吃的媒婆杨兰花都差点伸出舌头。她看两个人吃得差不多了，遂征询意见，回答是家里收拾得还算整洁，过几天再给个话。性急的李冬菊听话音有希望，赶紧杀鸡做饭，招呼客人。

    半月时间过去了，媒婆杨兰花到姓郑的夫妇村上没见到人，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一对好吃懒做两口子，哪里还有未出嫁的女儿，他们就凭借此手段混吃骗喝。杨兰花做媒婆近20年，没想到栽了这样一个跟头，又不好意思把实情告诉李冬菊，她最怕丢了媒婆这口饭碗。等不急的李冬菊催问时，杨兰花说对方嫌姜尚才家太穷。李冬菊听后气不达一处来：“分明是一对骗子，嫌我家穷，为啥还要喝红茶吃油啊！”

    她这句话让杨兰花脸面有些挂不住了：“婶子，你这样说话，谁还敢为你家儿子说媒？”李冬菊被杨兰花的一句话呛得半天没吭声，因为儿子说媳妇还要求人家的。

    不管那一对混吃骗喝的男女咋样，姜尚才屋内设施也确实简陋。走进正门靠上墙是一张泥砌的土桌，桌子周围抹了点洋灰（水泥），桌面用一块红花布罩着，中间放着一个小香炉，香炉左边是盛炒面的一只长方形小木头匣子，右边摆放着装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土桌边就一条三条腿的板凳，炕上空落落的竹席子上面叠着两床被子。为这，李冬菊总是少不了抱怨，姜老四每每坐在三条腿的长板凳上抱着头一声不吭。

    说起他家的这条三条腿长板凳，已经有些历史，它可是当年姜志彬三个儿子分家时，姜尚才得来的。年轻时姜尚才和媳妇打架耍了个威风，踏坏板凳一端的两条腿。媳妇李冬菊一看折了腿的板凳无用，准备把它劈了当柴烧，被姜尚才看见后，从媳妇的手中夺下柴刀：“ 你这疯婆子，这板凳可是从老爷手里传下来的。”

    “老爷怎么没把值钱的传给你，还好意思说！”李冬菊鄙夷的一句。姜尚才嘿嘿笑着，算是对媳妇的回答。

    缺腿的板凳躲过了一劫，一天下午，他找了一个茶杯口粗细的木棒，比好长短后用锯子截断，钉在了板凳缺腿的那端，老实的姜尚才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事，因为这是祖上留下的财产。从此，三条腿板凳一直使用到现在。但凡来姜老四家的客人，都坐过他家这条老式的三条腿板凳。女儿离家出走后，儿子媳妇又没找下，本来寡言少语的姜尚才说话又少了许多。

    1963年的冬天，席卷神州大地的“四清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持续时间达三年之久。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在社教工作组的领导下，祁连村的贫下中农们积极响应，纷纷起来搞运动。村里的“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四清”运动中，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由于不适当地把阶级斗争看得过分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错误地打击了一批基层干部。对当时阶级成分高的家庭户主，挨批判斗争在所难免。

    社教运动开始不久，村里有人提出姜广泰家的成份定的不合适，姜尚明当过民国政府的保长，应该是漏划的富农。当有好心人把这件事告诉姜广泰时，他果真吓坏了，若家庭成份被定为富农，他姜广泰的父亲就得戴顶富农分子的帽子，成为贫下中农专政的对象。那段时间，姜广泰与家人提心吊胆，害怕厄运降临。好在这股呼声时间不长就过去了，德权奶奶在上房屋里敬香磕头，谢天谢地，一家总算安稳下来。

    姜广喜就不那么幸运，因戴有富农分子的帽子，社交工作组进村后，他便与村里“四不清”干部一起成了批斗和教育的对象 。

    姜广喜挨批斗还不仅仅是富农分子的原因。那个年代村里识字人少 ，姜广喜头上虽有富农分子的帽子，但这顶帽子是从他父亲姜尚国那里“继承”下来的，村上的干部们也不太过于关注。每年全大队决算，都要请文化人姜广喜帮忙。社教运动一开始，工作组就抓住这事不放过。祁连村的工作组里有个黄同志对姜广喜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要姜广喜揭发村干部多吃多占的贪污行为，有可能摘取他富农分子的帽子。为人谨慎的姜广喜说没什么可揭发的，黄同志认为他这是包庇“四不清”，像姜广喜这样的富农分子，帮村上算账，肯定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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