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豆芽

，钱都是人挣的，有人才能有一切，他还说旧社会土匪都是见钱放人，不给钱才撕票。”

    “你家当时怎么有能力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那时托共党的福，政策好。孩子的爸和叔都在外承包建筑工程，一年也能挣几十万，唉，那几天的日子我都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儿子是娘身上掉下的肉，我能不难受吗？能睡着觉吗？那段时间我身子就没沾床，困了趴在床沿或沙发上眯盹一会，巴不得一睁眼孩子来到跟前，连做梦都记得他离开家时的样子。”

    “唉！都怪我，当时如果不让他出去就好了。”

    “钱当时被犯罪分子取走了吗？”刘剑铭进一步问道。

    “唉，取走了，不过送钱时公安局的人不知道，俺怕绑匪取钱时见到公安再撕票。”

    想一想也可以理解，由于救子心切，有时受害人背着公安机关私下自作主张的事也屡见不鲜，可自作主张恰恰会错过破案的最佳时机，事后悔恨也没用。

    “送钱以后呢？”

    “送过以后，等了一天也没见孩子的踪影。我们当时就后悔啦，不单是心疼钱，最主要的是绑匪不守信用，耍了我们，连公安局的人事后听说都气坏了。”

    “这样说，绑匪往你家送信不止一封？”此时的刘剑铭想了解更多的案情细节，又继续问道。

    “对，你分析得一点不错，总共送了三次。不见宁宁的第二天早晨家里人就在门口捡到了信。第二次信也是在俺门口。第三封信是在邻居门口被人发现，捡到交给我家的。具体每封信上写的啥内容我已记不清了，最后都给了公安局，做什么文字鉴定用。”

    “鉴定结论找到嫌疑人了吗？”刘剑铭端起茶杯喝了口水。

    “听说当时鉴定出一个人，叫王军，案发后二十天王军就被抓起来了。”

    “以后呢？”

    “人倒是抓到了，不过刚关进看守所不到24小时就死掉了。”

    “死了，怎么死的？”

    十年前，记忆中汪荫雄任队长，已离开刑警队到派出所工作的刘剑铭，只知道壶口镇发生了一起建国后罕见的绑票案。紧接着又听说看守所死了人，检察机关法纪部门介入后，管教民警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至于具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多少人议论，想不到十年前未破的案子今天让自己碰上了。

    “不知道怎么死的，说是自杀。”苑素真端起茶杯喝了几口水，一旁的甄妙妙不声不响地站起，又续上了开水。

    “最后找到孩子没有？”刘剑铭说出口的同时，已感觉纯属废话。

    如果找到了孩子，谁还会再到公安机关来呢？

    “没有，一直没有，直到今天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王军在看守所一死，公安局的人就说所有线索都断了。从那以后，办案的人陆陆续续都撤回了，说是又上别的案子了，俺家的案子就这样一直搁着，也没人具体去问。”

    看样子当时又发生了别的大案，随着侦破工作陷入僵局，撤走部分办案人员有时也是迫不得已，毕竟当时的刑警大队不到二十人，哪儿当紧上哪去。但是这么大的案件，论说通过文字鉴定确定了嫌疑人，即使嫌疑人发生了意外，继续侦破也不是没有一点条件的。按说当时肯定会根据王军的交代去找孩子，哪怕是具尸首也要找到。

    “刘所长，我听说当时王军也作了交代，说好像是三个人作的案件，王军刚一交代完，俺家里人和公安局的几个同志一道开车就走了，先后去了西安、郑州、南京等地去找，结果都没有找到。等公安局的同志发现王军交待的是假，还没回到虎城县，那边看守所就传出王军自杀了，线索断了。我一个妇道人家就纳闷，咋这么巧呢，你想想他王军也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一个人能干这事吗？可能吗？又是送信，又要控制着俺的宁宁，还要去取钱。凭我的笨脑子想，也不可能是他王军一个人干的，最起码得两三个人。那他的同伙呢？总不能不明不白吧，我们开始也不敢去多打听，公安局的人个个都绷着脸不说话，俺怕如果再说错了话惹他们不高兴。再说破案是秘密的事，也不可能给俺透露什么信息。”

    看起来，苑素真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件事，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居然帮着搞起了案情分析。人一旦执着，全神贯注，思考起某一个问题来，其思维也很活跃，思考的广度和深度有时令专业人员也很叹服。

    见刘剑铭仍在沉思，苑素真忽然情绪略显激动，几乎是在质问。

    “刘所长，更让我想不明白的是，王军在看守所死后，他家人就去闹公安局，说是公安局的人吓唬死的。过了几年，听说公安局赔了他家60万，凭啥赔他？难道说您公安局的鉴定不作数吗？难道他不是主凶。”苑素真说到这儿，几乎是愤怒。

    刘剑铭掐灭了烟，放下了笔，一直冷静地听着，此刻又能说什么呢？

    原笔名金盾，后碰壁，结合作品，暮然间发觉很渺小，就像一根绿豆芽，书中的主人公又好这一口，于是便有了绿豆芽。蔬菜的廉价，食芽族中的普通，但是要知道，绿豆芽也是从水中泡出来的，白花花的胡子，弓着腰兜售着清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