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在德国庇护下，积极联络各地复辟势力，积极策划复辟活动，并与日本势力勾结，共谋恢复清室。溥伟的活动得到中外反动势力支持，被各地复辟势力奉为领袖。德、日势力支持和同情其复辟活动，对溥伟甚为重视。1913年，日人宗方小太郎潜赴青岛与溥伟面商日本支持复辟清王朝之事。
除溥伟外，参与复辟活动的主要骨干分子还有青岛的刘廷琛、劳乃宣、于式枚、陈毅、王宝田等人。上海方面有郑孝胥、恽祖祁父子、沈曾植等人，但势力和影响力远不如青岛。上述复辟骨干中尤以刘廷琛最为积极，作用最大。刘廷琛在前清曾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学部副大臣等职。1912年初逃入青岛后，购地筑楼，题名曰“潜楼”，自号“潜楼老人”，每以复辟清室为己任，成为复辟的核心人物。溥伟在青岛密谋策划“匡复”清室的复辟大计，刘廷琛首先参与，并“主用前署江督张公勋兵”作为推翻民国、恢复清王朝的基本武装力量。
张勋当时盘踞徐州，手下官兵仍留长辫，以示不忘清王朝，故成为复辟分子争取和依仗的主要对象。刘廷琛正是看重了这一武装势力的重要作用才力主争取张勋参与复辟活动的。为此，刘廷琛“奔走于张公军间，期以癸丑之春举济南而集议于潜楼”。经过一年的策划、奔走、联络，终于在青岛刘廷琛的“潜楼”内制定了于癸丑年（1913年）春天武装起事，复辟清王朝的军事政治计划。
溥伟、刘廷琛等复辟骨干认为：“共和政体不适于中国国情；革命以来的方针措施，有百害无一利，人心恶共和而眷恋前朝。”这种分析是基于袁世凯篡夺政权后，排挤、压制南方革命势力，导致南北关系不洽，政局不稳。遂认定人心思清，是复辟起事的大好时机。而且他们经过一年多的联络、拉拢，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军事力量。这些力量除了升允在西北的“勤王军”外，主力是盘踞在徐州、兖州一带的前清两江总督张勋的定武军和驻扬州一带的徐宝山的第二军。另外，还有山东兖州镇守使田中玉部和驻山东的陆军第五师张怀芝部中部分同情复辟势力的官兵，另有东北的张作霖部。据“宗社党”人分析：张勋部有“兵力12000人，有枪不过8000人”。徐宝山“部下有2万兵力，亦不乏财力。两部兵力总数号称4万，张作霖的兵力，尚不计算在内”。上海复辟势力亦对驻江苏之松江、江阴、南京、苏州等地军队进行联络、拉拢。因此，溥伟等在对形势作过分析后，认为倒袁（世凯）复清完全可以实现，因而对癸丑起事充满了信心。
癸丑复辟计划是溥伟、刘廷琛等在青岛秘密制定的。溥伟采纳刘廷琛建议，计划用张勋军为主力，联合山东、江苏各军举事。武装起事的发动时间定于中历癸丑三月一日（公历1913年4月7日）。其具体部署是：届时，由兖州镇守使田中玉首先率部起事，控制铁路线，继由张勋率军沿津浦铁路北上，与第五师会合，攻取济南，控制山东，其他各省复辟势力则随之响应。如此，则清室可复，大业可成。
为保证计划按期实施，溥伟派陈毅、于式枚起草讨袁（世凯）复清（王朝）檄文；派刘廷琛、陈毅等联络张勋；派胡嗣瑗、温肃等联络、争取冯国璋；派胡思敬赴兖州联络田中玉，催促田中玉按期发动复辟武装叛乱。
正当计划顺利实施，叛乱即将发动之时，不料事前泄露，檄为袁世凯所得。袁世凯立即采取对策，使复辟举事计划无法实施，癸丑复辟计划夭折流产。被复辟势力引为同党的田中玉是袁世凯的老部下，与袁关系较密切，并无反袁复清的意图和决心，只因其与张勋军同驻一地（兖州），迫于张勋的淫威和形势，才不得不与张勋及复辟势力虚意应付，表示唯张勋马首是瞻，拥护溥伟的复辟活动，背地里却将复辟势力的癸丑复辟计划密告袁世凯。当时袁世凯正勾结帝国主义，密谋武装镇压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势力，未料到溥伟等复辟势力发展如此迅速，在获得“宗社党”人密谋起事的情报后，大为震惊。因为这些复辟活动牵涉北洋军队和军政要人甚多，稍有不慎将酿成北洋军阀势力分裂，危及袁的政权。深谙权谋的袁世凯遂用权术解决此事，表面上装着毫不知情，对冯国璋、张勋等极力拉拢，对其加官晋爵，重金收买，授张勋为定武上将军，并派张勋盟兄、袁世凯亲信阮忠枢前往兖州，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劝说张勋放弃复清计划，脱离复辟势力，服从袁世凯。同时，密令山东督军靳云鹏在济南严加戒备，控制局势，并派军队将兖州至济南间的铁路挖断，以阻止张勋军北上；另外，下令通缉各地复辟分子，并派密探潜赴青岛，监督侦察恭亲王溥伟，并准备对刘廷琛、陈毅等采用非常手段。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遂使复辟势力的军事计划无法实施。张勋见计划泄露，济南有备，且惑于袁世凯的拉拢，遂放弃兵变计划，表示忠于袁世凯。“癸丑之役”未能发动便告流产。不久，二次革命发生，袁世凯采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派冯国璋、张勋率军南下进攻革命势力。6月，徐宝山在扬州被人暗杀，复辟势力又丧失一员有武装力量的干将，从而再也无力组织军事复清行动。长期精心谋划并期望甚殷的癸丑复辟活动至此完全失败。
三、“甲寅复辟年”真相
癸丑复辟失败后，溥伟等并未死心，继续联络、组织“宗社党”和各种复辟势力，企图再次发动复辟。为此，溥伟制定新计划，“拟在济南汉口、上海、广东、南京等七个地方，设立机关”，“确信三年必可恢复社稷”。而袁世凯经过癸丑复辟的惊吓后，对于溥伟等人的活动极为关注，严密侦查、防范，致函溥伟，以威胁的口气命他“解散其党徒，若不听从，当即逮捕并处以严刑，且停拨皇室优待费”。同时，派人潜入青岛，侦查溥伟行踪。溥伟对袁的停止复清的要求虽予拒绝，但慑于袁世凯的威胁，不得不收敛其活动，并请求青岛德国当局加强其安全保卫。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控制了南方各省，其统治势力遍及全国，气焰更加嚣张。在这种形势下，复辟活动益加困难，不得不更为隐蔽，甚至一度销声匿迹。但进入1914年后，中国的政治空气发生重大变化，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掀起了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在这种氛围下，许多前清遗老纷纷“下山”、“出岛”，当了民国的官员。而“恢复帝制、还政清室”的舆论也一时间甚嚣尘上，在中国政坛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复辟之风，从而使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社会舞台披上了一层极为怪异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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