圾桶,跑下四楼,穿过马路,拐过一个弯,把垃圾倒进一个很小,很乱,很臭的垃圾房,再很不情愿地把垃圾桶提回家。
一次看央视的国际新闻,有条新闻报道说,美国人觉得黑色的垃圾袋太单调了,因而一家公司开始销售一种印制花纹的垃圾袋,还有西瓜、芒果、巧克力等图案可供选择。
当时我羡慕不已:美国人真是富有,居然每次都能把那么一个大的垃圾袋扔了,而不用把它取回来。要是有一天我家那么有钱,我就很知足了。”
“八八年,我上高中,恰巧一位美国的校长来我校访问,我负责了其中一部分的接待,继而萌生去美国念大学的想法。
一番波折加上运气,我真的被录取了。
九一年,父母把全家的积蓄变成我的两箱行李和一张去纽约的单程机票。按当时规定因私出国可以按五点六元人民币换取一美元的官方牌价兑换最多三百四十五美元。那一年,我就带着这三百四十五美元一个人去了美国。
虽然在美国享受全额奖学金,我还需要找一份工作好保证自己在美国举目无亲的生活。
当时校招生办近乎同情地给了我一份工作。自此我每周上班五个小时,每个小时挣五点四美元。
记得第一天去上班,我的老板拿出一大叠电脑打印纸把我带到办公室后面的小房间,指着一个像半个厨一样的机器,一字一顿地跟我说:你把这些纸塞到这个机器里,这些纸会被碾碎。这就是你今天的工作,不用急,慢慢来。
两个星期后,我的信箱里出现一封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信,打开一看,上面有学校的抬头,中间写着五十四美元。这是我有生以来领的第一份工资,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兴奋。
当时五十四美元折合人民币三百多元,相当于我父母当时一个半月的工资。我那时的心情颇为复杂,想到父母每周六天上班,一个半月的工资,还不如我十小时碎纸的钱。既庆幸自己的收入相对国内已经很高,又茫然不知道何年何月中国才能赶上美国这样的收入水平。”
“渐渐地,我开始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某个周末,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着我窗外停着的车,看着书架上我刚花了五百美元买来的相机,心满意足中想起小时候对垃圾袋的感慨。我当时感到自己在美国两年的生活与过去多年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自此以后中国的变化,更是始料莫及。”
“大学毕业后,在联合包裹公司我有了生平第一份全职工作。但是因为没有移民的手续,我不得不放弃两万五千美元的年薪回到上海。
辞职的那天,我极为痛苦,认为自己从人生的巅峰摔了下来。
出于五年前对中国的印象,我认定回到国内今生今世都不可能会有那么高的收入了。
当我满怀沮丧回到阔别五年的上海时,五年来上海的变化立刻让我感到了惊讶。昔日的街道已换新颜,站在上海任意一个街口,我居然不能辨出东西南北。地铁、高架、过江大桥,还有高楼林立的浦东,促使我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个城市。”
“九九年,我又重回美国,回到自己的母校读研。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两年半里面,新泽西州的一切仍然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没有多大的变化。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打定了主意,我的后半生应该在中国而不该是在美国。
硕士毕业后我去了硅谷,在半导体行业找了份工作。这是一家至今回忆起来都会觉得很欣赏的公司。他们给我提供了永远留在美国的机会。面对稳定的收入、安逸的环境、诱人的前景,我却断然拒绝,只肯使用零时工作签证。”
“在硅谷工作的时间,每一年我都回上海度假。一次我和我的小学同学聊天,我说我第一次回国时上海在硬件上的发展使我感到非常地惊讶,但在过去的五年中,上海的基本建设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快。
我的同学提醒我:的确是这样,在过去的五年中,上海虽然没有造出更多的高架道路和摩天大楼,但是创造出了很多财富。很多老百姓都有了自己的住房,数以万计的上海市民拥有了自己的汽车,很多人在过去的五年中,银行存款的增长比之前半生所有的收入还多,这就是过去五年上海的成就。
的确,每一年度假我都能感受到朋友们新的惊喜:买房、买车、买卖股票、新的工作机会、新的晋升……”
孙清娜妹妹重读这些段落,心中都会涌去感动。不光是为了祖国的强大,更是为了左庸所写的这些,她更早的时候,听他亲口说过,其中一部分经历,她陪他度过过。
她竟然也有了一个生命与之交融的亲密爱人。
这位爱人犟头犟脑、抠门到家、不懂人情世故、服理不服人……再多缺点,也掩盖不了他的正直、正派、诚实、磊落、担当、忠诚、可靠。
征文最后,左庸是这样总结的:“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第一个十年,我们听到了国家将要有的繁荣;第二个十年,我们从上海的建设中看到了国家的繁荣;第三个十年,我们开始感受到了国家的繁荣。而2008年,世界的经济变化则印证了我离开美国时的预言。”
这样的结尾提醒孙清娜为左庸加上一个新的有点:眼光准,预判性好。
不过,最后的这俩品质,也是支撑左庸作妖要辞职做股票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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