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为质，好让谈判代表巴德诺坐地起价，利斯比带兵就开始攻占全部基隆地区。前边还好说，可是一进入山中，立刻遭到了清军的攻击。此时因为山头阻隔，法国的火泡支援发挥不出任何的威力，所以利斯比成了孤军。不过还是跑了出来，事实上也没有多大的损失，不过死了两个人，伤了十一个人。
一场比不上后世车祸死亡人数的基隆大捷！虽说如此，但是确实也取得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孤拔没敢再简单攻击基隆，这位刘铭传从容进行军事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台湾这边安静下来，福建又开始出了新的动静，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七月份的时候，张佩纶来到了福建负责海疆事宜，此时驻扎在福建马尾的防卫力量的主力是福州船政所属的福建船政水师，其实就是船政局工厂护卫舰队，以及驻防闽江、乌龙江、马江三江交汇口的绿营水师，再有就是驻防在福州城和三江口各炮台要塞的驻防军。
福建船政水师包括：二等木肋木壳无防护巡洋舰扬武号，小型木肋木壳炮舰福星号和艺新号，两艘从英国购入的铁肋钢壳伦道尔炮艇，分别是福胜号和建胜号，运输舰琛航号和永保号。十艘各装有七、八门旧式前膛炮的小炮船，两艘总共载有三百名士兵的大型帆船，七艘机动杆雷艇，若干划桨杆雷艇，二十余艘装载水勇的渔船以及若干火攻船。另外，到七月底，何如璋调回了在外出差的大型木肋木壳炮舰伏波号，小型木肋木壳炮舰振威号和八艘旧式水师船。外调两江的济安号和外调两广的飞云号也被调回福建。
关于福建水师的战舰，因为养船奇贵的原因。清廷也出不起银子，于是马尾造出的这些战舰，一般都是军商两用。打仗的时候是战舰，平常的时候，负责跑漕运，用来运货。大型炮舰伏波号、济安号、飞云号三舰属于兵商两用的武装运输舰，设有较大的货舱，无形中降低了军舰的战斗力。炮舰福星号、艺新号、振威号的排水量都小于600吨，分别为515吨、245吨、572吨，对付炮舰还可以，要是用来攻击巡洋舰和铁甲舰，那就是作死了。福胜号和建胜号是只适合在岸炮的配合下守卫河口或者海口的水炮台，决战能力很差。真正可堪一战的，只有旗舰扬武号，吨位大，炮位多，190mm主炮1门，160mm副炮8门，100mm小炮2门。
除了战力底下外，福建水师的船速还极慢，只有扬武号达到了12节，剩下的所有舰船都在10节之下。换句话说，只要打不过，那就是一个死，想跑没门！
更要命的一点，马尾就是在法国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这里对法国人来说，完全透明，没有秘密。
临近的南洋水师驻扎在上海和南京，严复之所以去马尾是因为王一的安排。不过王一对这段历史虽然了解，但是相关事件的具体年限和日期记得并不太清楚，只知道大概是这几年的事情。所以他之前就让严复带着舰队在整个南方地区晃荡。可没想到严复刚返回营口迎接新船，马尾就出事了，这也不过才一两个月的时间。
此时坐镇福州的朝廷大员倒是不少，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等，而真正主持大局说了算的，则是1884年7月3日才刚刚抵达的，被听烦了絮叨的老太后一脚踢来的前左督御史，翰林院侍讲学士，奉旨会办福建军务的张佩纶。
之前张佩纶曾询问何璟关于南洋水师的去向问题，不过何璟也不知道。现在连南洋大臣曾国荃对严复舰队的去向也不了解。因为舰队就没到过上海和南京，一直在台湾和琉球附近巡航。严复倒是到过福建，但是因为双方系统不同，所以严复也和上面那帮大臣谈不到一起去。往往驻扎几天，经过补给之后，就离开了。
观音桥大捷之后，法国谈判代表巴德诺就威胁武力解决问题。
李鸿章对此忧心忡忡，道：“若北来，津防尚可勉支，南驶则台北、福州尤可危。刘省三于昨午后由沪赴台，仓卒御敌，更无把握。”于是他立刻给朝廷发了战争警告。
同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裴龙中将给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发报：“派遣你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到福州和基隆去。我们的用意是拿住这两个埠口作质……你可以逮捕要破坏闽江封锁的中国船只，以阻止战时违禁品的运输。你可以用武力阻止一切战备，尤其是水雷的安放，战备等于攻击。”
简单来说，裴龙的意思很清楚，要孤拔去封锁闽出海江口，而不是去作战。
1884年7月14日，孤拔带队从上海出发，铁甲舰两艘，拉加利桑尼亚铁甲舰号、胜利号铁甲舰。巡洋舰四艘，窝尓达号、杜居士路因号舰、费勒斯号、德斯丹号。炮舰包括，野猫号、鲁汀号、巴雅号、德拉克号、尼夫号。另外有四十五号、四十六号两艘杆雷艇和四艘小汽艇。其中，铁甲舰拉加利桑尼亚号、巡洋舰费勒斯号和炮舰鲁汀号跟随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杀向基隆海面，其余的大小舰艇都被孤拔带到了马江外海。
从上海出发的孤拔率领十艘军舰中的先头前锋的两艘炮舰于当天就抵达了马江口，并进入闽江。到18日，又有两艘炮舰开入闽江，两次行动都未受到清军的阻拦。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福州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里就已经成为了通商口岸，各非交战国的商船和军舰都能自由出入并停泊。
能不顾及条约，直接干出炮轰法舰这事的，只是有王一手下的大商舰队这类匪军。可惜严复现在还不在，所以福建只能听之任之。
从1884年7月3日到1884年8月23日，法国给了福建以张佩纶为首的大人们，五十一天的时间。从7月14日收到李鸿章发来的“战争警报”起，到海战打响也有四十天。
但是他们全被一封电旨束缚住了手脚，其上道：“彼若不动，我亦不发。”也就是说，北京城的调子早在张佩纶到达福州之前就已经定下了。即便李中堂发出了“南驶则台北、福州尤可危”的战争警报，在朝廷的“电旨”面前，也断无发挥作用之可能。
当然，张佩纶也不可能坐以待毙，7月19日，他摆了一个疑兵之计。命令扬武号巡洋舰率领两艘旧式水师师船同法舰夹泊，备其猝发撞击同碎，同时穆图善的陆军也开始调动。一时间到把孤拔给唬住了，立刻召集水兵，一晚上没睡，谨防清兵偷袭。后来觉得这实在不是人过的日子，于是接下来两天，五艘炮舰中的三艘退到了壶江的马祖山水面和闽安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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