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参见总兵大人！大人，鞑子打过来了，再不发兵增援，可能碣石堡就不保啊！”
“说说具体情况！”
这个李四便原原本本的讲述了事发的经过，包括从看到海面有船，给郑兴报信，一直到鞑子开始炮击，李四受命出城，事无巨细一一道来。
当听到鞑子只来了三艘船，马世龙顿时破口大骂“妈的，区区五六百鞑子，还没交战他郑兴就来求援？他手底下六百多人都是猪不成？”
马世龙还以为来了多少鞑子呢，区区三条船，一艘一号，两艘二号福船，除开水兵之外撑死也就带五六百人，居然都把他郑兴吓到这个地步。
李四连忙辩解道，免得降罪到自己老大头上“可是大人，鞑子有红衣大炮啊，而且还不少，以我们的兵力，很难挡住啊。”
“回去告诉郑兴，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时辰，让他坚守到天亮，援兵就来了，倘若他临阵拖到，定斩不饶！”
“可是大人……”
马世龙怒斥道“可是什么？军令如山，岂容你讨价还价？撑不到天亮，让他郑兴提头来见。”
“属下遵命！”
李四走后，马世龙又对着亲兵训斥了一顿，又不是多大的事情，搞得这么慌慌张张的。
对于他来说，这还真不算什么大事儿。
他可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而且资历雄厚，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担任山海关总兵。
马世龙并非是土生土长的辽东人，而是宁夏卫的军户，世袭的百户，通过武举升任宁守备，然后在与关外蒙古人的作战中获得战功，晋升为宣府游击。
又历任永平副总兵，前军都督府佥事，三屯营总兵。
天启二年，随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出镇辽东，推荐马世龙随行，担任山海官总兵，协助自己镇守辽东，共建大功而加右都督衔。
但到了天启五年，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镪的话，派宁远副将鲁之甲为主将，参将李承先为前锋率领4个营，共计七千战兵，从大凌河城出发袭击耀州。
当时耀州的鞑子守将，正是当今的奴酋黄太吉，当时他还还只是四贝勒之一，手头兵力也就五百多人，看起来是万无一失的行动，但却因为登莱巡抚袁可立的离任除了岔子。
进攻耀州，就需要渡过三岔河，这条河宽度最窄的地方也有一百丈，大部分宽度都在一里以上，渡河难度很大，所以需要水师的协助才能渡河。
原本马世龙的老大，也就是蓟辽督师孙承宗，和登莱巡抚袁可立关系非常不错，关宁军配合登州水师，发动了几次效果相当不错的大规模进攻，取得了不少战果。
当时袁可立跟崇祯元年反正归明的刘兴祚取得联系，知道他当时就有反正的意图，通过他来获取了大量关于鞑子军力调动的情报，在这样的情况下，登州水师和关宁军配合，连续攻克已经被鞑子占据的金州卫，复州卫，盖州卫，旅顺口，望海堡，永宁堡，红嘴堡等多个战略要地。
收复了辽南大部分地区，加上已成气候的东江镇，使登莱、旅顺、皮岛、石城、宽等地连为一条弧线，对后金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和包围圈，不但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也令明朝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形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原本还可以继续扩大战果的，比如沿着东江镇在鸭绿江沿岸开辟的据点，三面夹击后金。但天启四年袁可立卷入党政旋涡，被弹劾科道言官弹劾，调任他处。
随后接替袁可立的武之望却是个奇葩，一心钻研医学，写了《济阴纲目》《疹科》等多本医书，医学上的造诣不低，但对战事不怎么上心，而且水平也很差。
最后搞得袁可立收复的这些地盘，又接二连三的被鞑子抢占回去，尤其是旅顺，直到崇祯元年刘兴祚正式反正归明，才得以重回大明手中。
而对于马世龙采取的这次行动，他并没有搭理，这样一来，登州水师靠不住，只能选择派遣觉华岛水师游击金冠、姚与贤，率领战船接应，但两人却迟迟没有协助鲁之甲的行动，迫于时间紧迫，鲁之甲只得下令搭建浮桥。
但当时派出去的大多都是新兵，搭建浮桥的技术不过关，再加上三岔河实在是太宽，浮桥搭建了三天也没能成功，不得已，鲁之甲只得选择渔船渡河。
好不容容易搜罗到七艘渔船，但渡河行动异常缓慢，也让皇太极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鲁之甲率军仓皇而逃，如果不是皇太极手头兵力有限，他们这七千人估计就都得被干掉了。
但即使如此，损失依旧惨重，战死，被俘虏，逃散的明军接近两千人，损失战马六百匹，盔甲七百副，副将鲁之甲与参将李承先均战死，参将钱应科落水死。
如此惨败，马世龙作为这场行动的策划者与发起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后被弹劾，罢免山海关总兵一职，连带着帝师孙承宗也受到牵连，被罢免。
但时间到了崇祯二年，皇太极率军入犯京畿，京城戒严，孙承宗被起复为蓟辽督师，他马世龙也跟着官复原职，第二次担任山海关总兵，统领勤王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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