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潜流

庭的情况本来不想对你说的，这杯苦酒我想独自干杯，自己设法解决。由于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故而不得不告诉你。这件事使你的心灵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也很痛心。这里必须要告诉你的是，我又向组织申请发函到你工作单位的公社党委，请他们再帮助调查一下。所以，我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千万不能对我们的党、对社会有任何不满情绪，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切记！切记！     祝你进步！     你的斌 于五月六日深夜。     看信时，我泪水扑簌而下，觉得他每一句话都感人肺腑，也表达了与我不可分割的真情实意，好似一股暖流浇灌了我的心田。拿来李旭斌的相片紧紧贴在胸口，心想：我怎么会愿意离开你呢？爱你胜过爱自己，如果我们二人只能活一个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让你活着，自己去死。我不仅爱你这个人，也爱你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从家乡解放那天起，我幼小心灵里，就播下了解放军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这颗种子。     那天得知李旭斌参军的消息，内心有多么羡慕！天真地在心底叽咕：说男女平等，为什么不招女兵？如果招女兵我身体肯定能过关，如果在战争年代我肯定参军。可惜这个拿枪的**只能投身到基干民兵训练的热潮中去实现。第一次训练考试时，我三枪就打中二十八环，被评为优秀民兵。回想自己朝气蓬勃的生活，更唤起我对美好未来追求的勇气。我要努力，不要放弃。周恩来总理说得多好啊！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就无法重新选择爹娘，细想起来我也正因为父母都有文化，才能提供我小小年龄就上学的机会。在学校读的第一篇课文是“东方红，太阳升……”唱的第一首歌也是“东方红，太阳升……”我是唱着“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这首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队歌长大的。从小就懂得五星红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而我佩戴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激励我们时刻准备着，继承先烈的遗志，为了新中国努力奋斗！五指并拢行队礼是要求每个少先队队员都应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行礼举手要超过前额是意味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当我参加了共青团以后，知道自己是先进青年的一员，就时刻警惕自己要起好党的助手作用。工作以后，接受党的教育更多，我立志要为**奋斗终身，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请求党组织考验我。现在所走的每一步不正好说明我选择了跟着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一切的革命道路吗？既然道路选择对了，我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当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时，部队首长总应该信任我了吧！也一定会成全我和李旭斌的婚姻。旭斌！谢谢你的指引，放心吧！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有思想共鸣的爱情是发自精神深处的刺激，它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这力量能使人精神充沛，所向披靡。我全身心投入了社会上蔚然成风的学雷锋活动，时时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有出诊时，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路远路近，我都毫不迟疑，背起出诊箱就走。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李淑芳怀孕月份大了，我尽最大努力代替她、帮助她。妇产科于医生年龄大了，晚上要上门接生我就代她去。一句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以雷锋的光辉形象来鞭策自己。我常想：我和雷锋同年龄，为什么自己没有他那么高的精神境界呢？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解释：因为我们出生在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生活条件，我从小就被家人视为掌上明珠，倍受呵护，从未过一天挨饿受冻的日子，所以对贫困毫无体检，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就没他那么深，也不会像他那样主动为别人着想、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归根到底是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找到差距后，我狠下决心，要努力改造自己，父亲送的“砥砺廉隅”四个字，其实用意很深刻。高强毅医生知道我刚刚承受了一场大风暴的打击，现在还未曾从沉痛中摆脱出来，内心很是关注。从南京探亲回来时，送我一张印有雷锋头像的书签，并写上这样的话以致鼓励：小张，在现实生活中有矛盾和斗争的时候，就以雷锋同志为准。做雷锋式的青年吧！我如获珍宝似的保存好，并深情地说了声“谢谢！”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工作和生活的，我很敬重他。     有一天，人武部吴部长差人传话给我，叫我给他配些治感冒的药送到公社去。我处理好手上的病人就带了药去公社，吴部长正在办公室等我。我说：“吴部长！感冒啦？发烧吗？先给你测个体温吧！”“张医生！你先坐下，我没有生病！”听此言我大惑不解，露出惊异的表情，他接着说：“张医生！今天找你来是想了解核实一些有关你亲戚的情况，到你单位去谈话不太方便，就用送药作借口把你请来，你不必紧张，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我想：可能是部队接受了旭斌的申请，来函请公社党委协助调查了，内心既高兴又紧张，便很认真地点点头，他开始询问：“你有两个姑妈？”“是的。”“大姑妈是地主分子？”我惊奇地反问：“她怎么会是地主分子呢？我只知道她婆家是地主成分，她公爹是地主分子。”他说：“你不要激动！把你了解的情况都讲出来。”我镇定的思索片刻后开始陈述：“我从未去过这个姑妈家，听奶奶说她是童养媳，一直和伙计们同出同进干活，回来还要忙家务，非常辛苦。我知道她土地改革时，没有戴地主分子的帽子，姑父在外面读书，也没有戴帽子。土改结束第二年，她公爹死了，婆婆又改嫁了，村上人就把正在上大学的姑父揪回来，他不服气就上告，上告没用又挨整，很快就病死了。姑妈拖儿带女支撑着这个家，难道就成了地主分子？这个我也不懂！反正我还是小时候看见她的。”“这么说，你们根本就不往来？”我很干脆地回答：“是的。”他又问：“小姑妈家情况你了解吗？”“这个了解，成分是贫农，真是一贫如洗，我奶奶就连腌菜的坛子都要往他家拿。我姑父在供销社当糕饼师父，老老实实一个人。”他还问：“他们兄弟几个你知道吗？”我摇头说：“不知道。”他很不自在地笑了笑，说：“你当然不知道，他有个哥哥解放前被抓壮丁出去，至今下落不明。一般来说，都认为已经死亡。可是，有人说他跑到台湾去了，你也不敢否定呀！这就成了海外关系，增加了你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你懂吗？唉！部队一开始就把公函发到我们这里来就好了。”听了他感叹的话，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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