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了，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会变复杂。会不会遇见熟人？吕绮不存侥幸心理。红星曾有个故事，一个中干与女下属搞出了私情，跑到燕京约会还出了岔子。女人的丈夫在北阳工作，中干去燕京出差，女人便找了个理由——探视在外地的婆母请了假也去了燕京。俩人坐了火车去燕京私会。本来以为海阔天空，可以尽情放松一次。谁知他们手挽手在世纪坛闲逛，竟然就能碰上红星的人。这个并不浪漫的故事的结局并不美妙。中干的老婆听到了闲话，闹腾起来，公司无奈免掉了中干，他那个情人迫于压力也调走了。以后就留下个典故。中干出差到总部便会接到戏谑的提醒，千万不要去世纪坛。
当然吕绮陪方可的性质跟那件事不搭界，但吕绮还是否定了编瞎话的理由。说实话吧？怎么跟骆冲讲？方可为什么不找陶唐的亲属？自己和方可有什么关系？如果是其他领导，比如一向宽厚的江总。这个顾虑是没有的，但请假的对象偏偏是曾觊觎过自己的骆冲！而且又在这个时候，因为杨开河而导致刘新军反常。骆冲坐得住才有鬼！自己不能给陶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吧？
当时怎么就没仔细想一想呢？显然陶唐没有深思过其间的厉害，这不能怪他，至少陶唐不晓得自己和骆冲的别扭。之所以托付自己而不去找陶美玲，大概也有难言之瘾。活在世上谁都不易啊。
第二就是现状了。刘新军出差了，她是刘新军的“法定”代理人，这个时候她请假办私事合适吗？会不会给陶唐帮倒忙？
于是，吕绮又想到了与陶唐的关系。现在她承认，她和陶唐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的。不是地位和收入的差距，而是克制力的差距。她承认，如果陶唐向她“伸出手”，她可能会不顾一切地扑过去。这个结论早就做出了，从开始的痛苦到现在的冷静，转变之间充满了对陶唐的感激。她承认陶唐是对的，比她成熟，比她考虑全面，难怪人家有如此成就。
虽然我们曾经共同做过的梦终将是一个梦，但我们还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这个结论吕绮早就得出了。现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同事后，吕绮相信陶唐也是这样想的，不然他不会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推荐吕纬担任陆书记的秘书。所以吕绮数次警告弟弟，干不好损失的不止是你自己的前程。
在“认清”陶唐的“面目”后，她不止一次地思考过一个问题，陶唐出任红星的一把手给自己会带来什么？或者说，陶唐与宋悦对于她有什么不同？答案是肯定的。在陶唐到来后，她不再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也不用再去顾忌别人的脸色，在她不用更加努力的情况下，最差的结果也就是原地踏步而已。事实上，陶唐已经在考虑她的“进步”了，她相信陶唐提出的肢解发规部成立经济运行部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机构调整成为事实，经济运行部一旦成立，一把手不会是别人。她曾设想过的人生目标（有生之年当上副总师）将迈出最重要的一步。在红星，主要业务部门的一把手升任副总师的概率相当高，某种意义上比当行政正职要容易。
如果把红星视为一个社会（她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两万多职工是生活在一座塔里，这座塔分好多层，每一层的待遇都不大相同，因为存在待遇上巨大的差距，生活在这座塔里的每个人都渴望着进入到上一层。但出身的不同把大部分人晋级的希望直接抹杀了。比如工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他们就不再有可能当上中干了，即使是科级也与他们无缘了，他们最好的结局就是当技能带头人了。能够当上中干的只能是干部了，而且受制于文凭和岗位，没有过硬的文凭，没有“显赫”的岗位，以正常渠道升入中层的概率很小，除非你有过硬的后台。就像贾建新，如果没有李珞这个舅父，以一个工龄不到十年的大专生是进不了副处级的。这种情况很像昔日的科举，以明清为例，当正印官的一般都是进士出身，当然这个比喻有些不当，但就是这么回事。
科级是一层，这一层比最底层的待遇当然好多了，但尚未有真正意思上的改善。那至少要到处级，因为处级开始享受绩效工资了，一年最少好几万，比较重要的岗位超过了十万。加上每月的预发工资，在平泉可以过上很悠闲舒适的日子了。但科级升入处级的难度比晋升科级大的多，三分之二的科级干部就止步于这道门槛了。进入处级的干部开始发现，副职和正职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绩效工资尚在其次，关键是权力差距太大了。进入处级，开始品味到权力的门径。但副职是不掌握权力的，像仝正杰那样说了算的副职只能算是异类。不掌握权力就享受不到权力带来的好处，好处就在那里但你就是眼巴巴地看着而得不到，于是段辉便嫉妒刘新军，于是副职们便日夜想着转正。但这一步比科级升入处级副职更难，又有三分之二的副处们止步了，最终以副职退出“现役”。
再往上就是副总师或者总经理助理了。这两个岗位区别不大，都是高于正处低于副总经理。到了那个岗位，收入将大幅度提高，这样说吧，一年的收入买个b级车像闹着玩似的。正处升入副总师的正常渠道有两条，或者说有两类人可以获得这个机会，一类是慰问性质的，少数劳苦功高的老正处在临近退二线之前会得到“安慰奖”，另一类则是准备进一步晋升的关键岗位的、得到公司主要领导赞许的正处，比如蒋延生，比如刘新军，比如刘书林。
这座塔的最高层就是公司领导层了，那是十几个人的小团体，是数万职工仰望的顶峰。但仔细研究，这个小团体也是分层的，副总们是一层，党委书记和监事会主席又是一层，而最高层则是董事长。他不仅掌握着数万员工的命运，掌握着那些渴望登入塔身更高一层的“官员”们的通行证，甚至掌握着副总一级的命运。
“塔论”是范永诚的发明，吕绮认为很形象。
吕绮在升入副处后便悄悄为自己定了个目标——当上副总师！她不为权力，而是为生活。在滚滚红尘中打拼的人们谁不是为了生活呢？那些自称不差钱而要事业的是些什么人呢？自她认定丈夫是口头革命派（这个称呼是吕绮父亲喊出的）后，吕绮只能依靠自己了。她自认自己能力不差，而所处的岗位又极具竞争力，所以很是努力了几年。但随着自己对”世道”的清醒认知，随着自己跨过了四十岁大关，这个目标是越来越遥远而不靠谱了。别说是副总师，能升入行政正职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吕绮再次悄悄修订了目标，适当的时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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