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因此就觉得《吕氏春秋》比《史记》高明或优异。
“其次，如果对方辩友觉得推陈出新更高明的话，那么《汉书》应该更符合标准。因为班固顺应当时形势，把《史记》的纪传体通史改为《汉书》的纪传体断代史；虽然《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却也在很大程度做了扬弃，比如把‘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取消‘世家’，‘书’改为‘志’，这些都被后来的正史沿袭下来。
“第三，作为一部优秀的史书，文采斐然、辞藻华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史料丰富、描述准确、剪裁有度，‘逸马杀犬于道’精则精矣、简亦简矣，但对于后世来说，终不如‘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来得更有价值。不知对方辩友以为如何？”
江水源听罢不禁以手扶额：虎头蛇尾啊！不对，应该是画蛇添足！
“逸马杀犬于道”说的是欧阳修在翰林院工作的时候，和同事一起出门旅游，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一匹宝马超速，撞死了躺在路中间的哈士奇。欧阳修就说：“你们回去写日记会怎么写？”有人说：“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有人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很含蓄地说道：“你们是水网文的吧？废话那么多。要让你们写历史书，恐怕全国的纸都不够用！”两人反问道：“要是你，你会怎么写？”欧阳修很有逼格地笑了笑：“要我写，六个字就够了：逸马杀犬于道！”
这个典故从表面上看，是说写文章要文字精炼，尽量去除冗余。但同样也可以作为史书修撰原则，即史料要精粹扼要、删繁就简，否则几百年的朝代史真能写出几万卷书来。高鹤的观点并没有多大问题，以现在史学研究的观点来看，确实史料应该越详尽、越准确越好，但他不该举“逸马杀犬于道”这个例子，很容易被对方抓住把柄！
对方主将黄东培看到江水源满脸懊糟的神情，心里却若有所悟，忽然高高举起右手：“裁判，我举报，对方辩友用词违规，应予惩处！”
江水源顿时一愣神：嗯？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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