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一早,沈鲤便上早朝去了。
而吕宋洋与朱书媱两人留在沈府,焦急地等待着沈鲤的消息。
一直到午饭时分,沈鲤方才回到沈府,回来后便一直愁眉不展,似乎发生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
而朱书媱一心想着要进宫去见自己朝思暮想的“王姑姑”,便拉起吕宋洋,一齐飞驰到沈鲤房中。
见沈鲤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忧心忡忡。
朱书媱也不避讳,走向前去,脱口问道:“沈大人,我们何时进宫啊?”
见朱书媱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沈鲤微微一愕,忽又收起愁容,露出微笑,道:“哦,我已经奏明圣上,你们明日便可以进宫探亲了。”
朱书媱一听此话,不禁鹊起,展露笑颜,道:“那太好了。”
人在欢欣喜悦的时候,是很容易忽略别人的情感变化的。
其实,属于每个人的世界都是同等大小的,当你把自己占据的那一部分放大的时候,关于别人的那一部分就会变小。
此刻喜悦的朱书媱,并未顾及沈鲤面上隐藏的愁云。
然而,细心的吕宋洋却察觉到了沈鲤沉郁的心情状态。
但见他向前一步,行至沈鲤面前,朗声问道:“今日我见大人上朝回府之后,便一直愁眉不展,莫非朝廷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成?”
沈鲤长叹一声,目光里布满了一丝沉重的思虑,望着窗外出神。
沉默片刻。他忽又将目光收回,凝视着吕宋洋。叹道:“唉,吕少侠真是心明如镜啊。今日老夫上朝确实,遇到了一件事态十分严重的事情,此事觉得朝廷大乱,人心惶惶。”
听沈鲤这么一说,吕宋洋与朱书媱二人心中俱是大奇,四道惊奇的目光一齐投向沈鲤。
朱书媱一听此话,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开口问道:“沈大人,发生什么事情了?”
沈鲤目光自两人身上一扫。微微一顿,继续说道:“两位有所不知,今日朝堂之上,确实发生一件怪事,一份妖书,重现朝纲!”
“妖书?”
两人齐声问道。
沈鲤一抹长须,叹道:“不错,正是妖书!时隔六年,当年的妖书重现朝堂。龙颜大怒,下令彻查此事。”
朱书媱一听,更觉得迷惑了,云里雾里。问道:“这妖书究竟是什么呀?”
“事情是这样的。”
沈鲤望了朱书媱一眼,接着道:“昨日清晨,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的揭帖。文中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听到此处。吕宋洋道:“自古皇位继承,皆由长子执掌。郑贵妃之子福王并非太子,怎能继位?”
沈鲤点点头道:“不错,圣上久未立储,致使朝中猜测不断,如今立储,皇上又犹豫不决,此为祸乱之始也!”
吕宋洋道:“如今天下大乱,皆由此事而起,乱由心生,治国在于治乱,治乱在于治心,唯有君臣一心,大明江山,方可千秋万世,长盛不衰!”
沈鲤赞道:“好一个‘治乱在于治心,治乱在于治心,唯有君臣一心,大明江山,方可千秋万世,长盛不衰。’圣上若能领会此意,那天下便可安定!”
他微一停顿,又道:“这份揭帖一出,顿时人心大乱。此外,不仅朱大人收到了这份蹊跷文章,之前一夜,妖书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可见这片蹊跷文章。”
“究竟写得是些什么呀?”
朱书媱目光一闪,脱口问道。
“两位有所不知,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文中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太子,继承大位。”
“书中还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启用朱赓大人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
“此书大概只有三百来字,但内容却尽是祸国殃民、扰乱朝纲的妖言,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此书“词极诡妄”,故众人皆称其为‘妖书’。”
听到此处,吕宋洋眉头一皱,道:“在下尚有一事未明,还望大人指示。”
沈鲤目光落在吕宋洋面上,道:“请讲!”
吕宋洋道:“如此妖书,何故一夜之间,传遍京城,难道就没有抓到那投书之人么?”
沈鲤黯然摇首道:“如此蹊跷文章,震惊朝野,大雪之夜投递,却不见足迹,来无影去无踪,真是居心叵测,可怖至极啊!朝廷动用锦衣卫、东厂、西厂,犹未能找到这投书之人。”
“有人说是江湖之人所为,亦有人说是满清金兵所做,可是却又没有任何证据,是以未能找到凶手。”
沈鲤在讲述此事之时,面带憎色,痛恨至极。
此时他面上的惊慌,也不无缘由,原来这妖书案,在六年前出现过一次。
当时是万历十八年,著名大儒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在职期间,他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一书。
当时宦官陈矩出宫时,看到此书,便买了一本带回宫中。
不料,郑贵妃看到之后,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命人增补了十二人。
书中,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本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
此后,郑贵妃便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新版的。
实际上,尽管第二版的与第一版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出书人的初衷。却有本质的区别,但民间却逐渐有人开始将两版书混为一谈。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奏表中,请明神宗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
然而,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事大作文章,上疏弹劾吕坤。
戴士衡上疏中指责吕坤先写了一本,然后又上,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
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
他在书表之中,称:“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
“伏乞皇上洞察缘因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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