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一早，沈鲤便上早朝去了。
而吕宋洋与朱书媱两人留在沈府，焦急地等待着沈鲤的消息。
一直到午饭时分，沈鲤方才回到沈府，回来后便一直愁眉不展，似乎发生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
而朱书媱一心想着要进宫去见自己朝思暮想的“王姑姑”，便拉起吕宋洋，一齐飞驰到沈鲤房中。
见沈鲤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忧心忡忡。
朱书媱也不避讳，走向前去，脱口问道：“沈大人，我们何时进宫啊？”
见朱书媱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沈鲤微微一愕，忽又收起愁容，露出微笑，道：“哦，我已经奏明圣上，你们明日便可以进宫探亲了。”
朱书媱一听此话，不禁鹊起，展露笑颜，道：“那太好了。”
人在欢欣喜悦的时候，是很容易忽略别人的情感变化的。
其实，属于每个人的世界都是同等大小的，当你把自己占据的那一部分放大的时候，关于别人的那一部分就会变小。
此刻喜悦的朱书媱，并未顾及沈鲤面上隐藏的愁云。
然而，细心的吕宋洋却察觉到了沈鲤沉郁的心情状态。
但见他向前一步，行至沈鲤面前，朗声问道：“今日我见大人上朝回府之后，便一直愁眉不展，莫非朝廷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成？”
沈鲤长叹一声，目光里布满了一丝沉重的思虑，望着窗外出神。
沉默片刻。他忽又将目光收回，凝视着吕宋洋。叹道：“唉，吕少侠真是心明如镜啊。今日老夫上朝确实，遇到了一件事态十分严重的事情，此事觉得朝廷大乱，人心惶惶。”
听沈鲤这么一说，吕宋洋与朱书媱二人心中俱是大奇，四道惊奇的目光一齐投向沈鲤。
朱书媱一听此话，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开口问道：“沈大人，发生什么事情了？”
沈鲤目光自两人身上一扫。微微一顿，继续说道：“两位有所不知，今日朝堂之上，确实发生一件怪事，一份妖书，重现朝纲！”
“妖书？”
两人齐声问道。
沈鲤一抹长须，叹道：“不错，正是妖书！时隔六年，当年的妖书重现朝堂。龙颜大怒，下令彻查此事。”
朱书媱一听，更觉得迷惑了，云里雾里。问道：“这妖书究竟是什么呀？”
“事情是这样的。”
沈鲤望了朱书媱一眼，接着道:“昨日清晨，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的揭帖。文中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听到此处。吕宋洋道：“自古皇位继承，皆由长子执掌。郑贵妃之子福王并非太子，怎能继位？”
沈鲤点点头道：“不错，圣上久未立储，致使朝中猜测不断，如今立储，皇上又犹豫不决，此为祸乱之始也！”
吕宋洋道：“如今天下大乱，皆由此事而起，乱由心生，治国在于治乱，治乱在于治心，唯有君臣一心，大明江山，方可千秋万世，长盛不衰！”
沈鲤赞道：“好一个‘治乱在于治心，治乱在于治心，唯有君臣一心，大明江山，方可千秋万世，长盛不衰。’圣上若能领会此意，那天下便可安定！”
他微一停顿，又道：“这份揭帖一出，顿时人心大乱。此外，不仅朱大人收到了这份蹊跷文章，之前一夜，妖书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可见这片蹊跷文章。”
“究竟写得是些什么呀？”
朱书媱目光一闪，脱口问道。
“两位有所不知，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文中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太子，继承大位。”
“书中还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启用朱赓大人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
“此书大概只有三百来字，但内容却尽是祸国殃民、扰乱朝纲的妖言，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此书“词极诡妄”，故众人皆称其为‘妖书’。”
听到此处，吕宋洋眉头一皱，道：“在下尚有一事未明，还望大人指示。”
沈鲤目光落在吕宋洋面上，道：“请讲！”
吕宋洋道：“如此妖书，何故一夜之间，传遍京城，难道就没有抓到那投书之人么？”
沈鲤黯然摇首道：“如此蹊跷文章，震惊朝野，大雪之夜投递，却不见足迹，来无影去无踪，真是居心叵测，可怖至极啊！朝廷动用锦衣卫、东厂、西厂，犹未能找到这投书之人。”
“有人说是江湖之人所为，亦有人说是满清金兵所做，可是却又没有任何证据，是以未能找到凶手。”
沈鲤在讲述此事之时，面带憎色，痛恨至极。
此时他面上的惊慌，也不无缘由，原来这妖书案，在六年前出现过一次。
当时是万历十八年，著名大儒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在职期间，他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一书。
当时宦官陈矩出宫时，看到此书，便买了一本带回宫中。
不料，郑贵妃看到之后，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命人增补了十二人。
书中，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本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
此后，郑贵妃便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新版的。
实际上，尽管第二版的与第一版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出书人的初衷。却有本质的区别，但民间却逐渐有人开始将两版书混为一谈。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奏表中，请明神宗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
然而，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事大作文章，上疏弹劾吕坤。
戴士衡上疏中指责吕坤先写了一本，然后又上，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
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
他在书表之中，称：“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
“伏乞皇上洞察缘因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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