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亨万岁

的表意功能，携带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首先要澄清的是，秋菊代表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女性”或“中国女性”——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因此她所关联的也不是“妇女解放”或“女性启蒙”这一层面上的性别问题。从电影中我们了解到，她上过中学，掌握着家中的财权，敢于抛头露面……事实上是整个家庭的领导。至少在影片所表现的年代，这样的农村妇女绝对是少数。其次，为了衬托秋菊这个“非凡”的女性，片中的男性角色多多少少都被压抑了。秋菊的丈夫万庆来生性老实，本来就处于弱势。又被村长踢伤了下身不能行动，所以实际上暂时处于某种被阉割的状态。村长王善堂虽然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但因为生不出儿子，男性的主体地位也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包括秋菊的公公、李公安、严局长和张律师等男性角色。面对秋菊的质疑和要求，他们只能唯唯诺诺，从来不能以“你是女性”为由来阻碍她的行动。从这个角度来说，《秋菊打官司》的纪实风格只是张艺谋在电影形式上的一种尝试。这仍然是一个精心编造的故事，一个别有深意的寓言。崔卫平教授借用“脱序人”这一身份来定位秋菊——她的强烈个性显然不能为传统闭塞的乡村女性世界所容纳，而当她完全置身于男人的世界中，为自己寻求一份公平时。她也处处不按常理出牌，几乎完全置身于成规与秩序之外。 这一定位显然比仅仅通过性别命名要准确许多，也有效地避免了关于“女权主义”的某种误解。

    性别没有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进入张艺谋的视野，甚至是被有意地过滤掉了。对于影片这一刻意的处理，观众之所以还能接受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秋菊是一个孕妇。这本来是张艺谋为帮巩俐入戏而增加的一个细节，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却成了叙事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 因为秋菊有孕在身，官员们对她的尊重和优待才变得顺理成章——尽管那些优待毫无疑问地远远超过了普通官员对百姓的关心。同时。女性特有的怀孕、生育属性及其背后所联结的复杂文化心理，也构成了影片表意策略的关键。回想起来，这重重纠纷的起点。就是万庆来“抱一窝母鸡”的咒骂中对村长生育力的否定。当庆来在权力的对抗中处于弱势时，他立刻攻击村长的生育能力——在这场无形的比拼中他显然是胜者，因为他有怀孕的妻子秋菊，而生了四个女儿的村长已经被“计划生育”了。村长的恼羞成怒和拒不认错恰好说明了庆来这一恶毒攻击是多么有效。可以想象，如果庆来骂的是别的话，村长很可能根本不会动手。而村长踢向庆来的下身，也明显地是针对这句咒骂的报复——他下意识地要消灭庆来的生育力——这正是秋菊打官司的原因：“你是村长。打两下没啥，你不能往那要命的地方踢。”可见她捍卫不是庆来的尊严，而是生育力的尊严。

    与权力相比，“生育力”在乡土中国绝对是更为根本的价值判断准则。“不是村长”与“没有儿子”相比。显然后者是更加严重的缺陷。在“无条件地捍卫生育力”这一大前提下，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就需要重新考量了。秋菊身为孕妇，无疑占据了绝对的心理高地。她之所以能不畏强权，不依不饶地把官司打下去。身后是这种无形的力量在撑腰。她挺着大肚子往那一站，就不怒自威；她咬住“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这一原则，指出至高无上的生育力才是问题的关键，别人就无力反驳。一个孤零零的女性或许还是弱势，但一个搭载了“生育”这一属性的孕妇，就几乎可以凌驾于两性之上了。这样一来，村长的倔强也就可以得到同情：一个丧失了生育力的男人对一个孕妇，谁是弱者显而易见。向秋菊认错，就等于在这场已经失败的比拼中低头，接受庆来对自己生育力的蔑视——而这是一个男人所不能接受的。即便到了最后，村长把难产的秋菊送到医院，还要说明他不是向秋菊低头，“她要告让她告去”。但当秋菊抱着儿子来到他家，请他喝酒，他看见男婴时那由衷喜悦的表情，以及欲盖弥彰地把生女儿的事完全怪到老婆身上的行为，无一处不流露出一个输家的心态。

    至此，秋菊对村长的毫不同情，已经胜利却还要“踏上一只脚”的行为完全丧失了其崇高性，反倒是村长最后决定参加满月酒席的和解举动显得十分大度。但这不是一部道德评判的影片，纪实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帮助作者隐匿了他的态度，只是在结尾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实”推到我们眼前。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说：“秋菊所固执的并非‘感天动地’之‘窦娥冤’，秋菊历尽艰难所求得的当然亦非天理昭昭、天网恢恢的‘大团圆’；于是，古老秩序中的一幕有唱有和的权利与情理的游戏，终因此秩序外的因素的介入。而成了一桩离情悖理之事。秋菊的固执不是成就了、而是撕裂了那幅其乐融融的乡间满月酒宴图。”

    虽然褪去了浓墨重彩的渲染，舍弃了回肠荡气的高歌，但《秋菊打官司》与第五代的诸多代表作品一样，都在回答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命题。 它用素朴庸常的生活图景呈现了真切的。活着的乡土与城市，又以突如其来的一脸困惑，暗示了关于“启蒙”与“现代化”的反思。《秋菊打官司》常常被法律界文章批判，说影片中的官司打的有何种纰漏。这种批评在法理分析上无可厚非，对于电影解读却是缘木求鱼。张艺谋说：“我们想在影片中展示的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乡里乡亲的、家庭式的人际关系……对于打官司的结果，我们并不想做重点展示，我们想通过表现秋菊打官司的过程。让观众更多地看到一些现代农村生活的原貌和现代农民的生存状态。” 在一点的表现上，张艺谋做得非常成功。无论是在乡公安局偷拍到的农村青年领结婚证的片段，还是在市法院休庭时，旅店老板在人行道上那一番充满民间智慧的分析，都让我们感到亲切鲜活的乡土气息。同时，对打官司本身的淡化处理，也是为了“强化人物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自我意识”究竟是什么？在秋菊看来，就是“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要个说法”。现代化、商品化的逻辑是把所有问题转化为“人民币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上级领导”在判决书中反复强调的“安定团结”，“求大同存小异”。影片中虽然没有“好人坏人”的区分。但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李公安，万庆来等人显然代表了现代化与商品化的思维——反正经济上不吃亏，就不用生那闲气了。他们当然不能理解秋菊的做法。李公安在让王村长给秋菊个“说法”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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