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我自己看重的一个角度来说。张艺谋的某些东西却更加适合中国人看，有着更加强烈的本土性，更能引起跨越阶层的集体共鸣，比如说这部《秋菊打官司》。
初看《秋菊打官司》，在剧情刚刚进行之时，我就武断地做了一个电影主题方面的揣测：揪住中国90年代的压制性权力结构不放，用秋菊的顽抗意识勾勒百姓群体的存在现状，以此来成全位居政治象牙塔底层人们对“解放”的寄托。
其实拿历史说事。毕竟有种时间的模糊性在里面，将批判和讽刺建立于记忆和档案之上，真相的不可接近使得“反动”二字不容易往作者身上扣。然而。《秋菊打官司》却很明确地揪住电影拍摄之际的时事，拿当时最具争议的，标识民主进程质变性的《行政法》说事，借“民告官”这一存在了几千年的民权笑话，革了“衣食父母”的命，以欢欣迎接的姿态给予这部重磅法律以回应。这其实已经够了，不是任何一位导演都有这种胆识和责任感。
但是，真正的好戏不是说“民告官”。
在秋菊不断上访，不断地进行权利上溯的同时，她与她的“战争”对象。真正的诉讼被告“村长”之间却总夹杂着一层基于乡里、邻里、村带性和人情世故的交往关系。村长不断抵制秋菊的“道歉要求”，不断地给秋菊找难堪，甚至辱骂，但他从未阻止过秋菊的上访，从未通过行贿等手段以期在秋菊成功上诉后能够减轻处罚和赔偿。秋菊和丈夫一直尊重地叫他村长，交涉与辩解的过程中有时还表现出与村长之间的亲近感。但双方在“道不道歉”的问题上却一直僵持着。摆道理的时候来的是硬碰硬。火药味十足。他们可以用截然相反的态度自由转换于“融洽”与“对峙”两种关系间，这场“战争”显得敌对意识模糊，敌我关系另类。
导致这种认知分裂的其实就是司空见惯的“人情和面子”。在中国的文化要义里，“人情和面子”居于核心，日常人际的运作和利益的计较都嵌入在“人情和面子”所营造的关系中。中国人的“人伦倾向”在农村地区是保留得最为完整的，它是反观民族精神和国家气质的最佳切入点。因为要面子，所以村长明知自己有错但拒不道歉；因为讲人情，所以秋菊的据理力争显得薄弱无力。
表面上，秋菊对“权利”二字有着超越一般村民的主体意识，但更多的，秋菊只是一种从人格尊严出发，目的仅仅是为了出一口气，她对权利的理解止于“天理不容”，而不是法制化的。电影中，支持“民告官”的《行政法》刚刚颁布，制度层面的东西已经初步到位了，但是，在封建的几千年以及集体主义的几十年中，已经被磨去棱角，只懂得顺从和皈依的普通农村百姓能明白这“法”到底管啥用吗？很显然，不能。《行政法》打击“权利迫害”只有文字上的精准，而不具备现实意义的针对。该拿武器的人不知道拿，这枪杆子硬得起来吗？
秋菊最终在半推半就中进入了司法程序。按照规定，市公安局应该首先成为被告，作为其法人代表的公安局长应该出庭候审。这可难坏秋菊了，或者说这可吓坏秋菊了。在整个上诉过程中。公安局长扮演的是好人角色，一直在帮助她，甚至还用小轿车载了秋菊一程（这在当时的农村人看来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荣誉）。然而现在，公安局长却首当其冲要成为挨板子的对象，这完全超出了秋菊对整个事件的理解范畴，成了秋菊遭遇的一次奇幻。她喃喃地说：“我告的是村长，不是局长。局长出庭，我就是不去。”这是一位农妇最真实的心声，对于保守的国人来说，道理就该如此，对于一个需要被唤醒的民族来说，这显得太无奈。
影片快结尾，秋菊分娩在即，不幸遭遇难产。家人和接生婆都束手无策，只好想办法送县城医院。当时正值大年30除夕夜，乡里人都上邻村看戏去了。这送人去县城全得靠人手抬脚赶路，可哪里去找帮手？按照普通的是非逻辑，正好没去看戏的村长绝不会成为秋菊一家的请求对象，但我们看到，当事者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去恳求村长，借助村长权威再拉上几个人一起完成这趟差事。当然村长这边也有戏码，先是用不太好听的话讽刺了秋菊一家，但紧接着他就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去邻村找人了。这样的村长是真实的，有牢骚，但却并不铁石心肠；有记怨。但仍按人情办事。
秋菊母子平安了，孩子满月摆酒设宴，大伙都已经入席，却迟迟不见村长，他可是秋菊一家请了很多次才答应前来的。村长的妻子说：“他还在家里洗脸刮胡子呢，像过节一样。”村长的这一行为细节充分说明了他对孩子满月的重视。对秋菊一家宴请的尊重，同时他也想借此机会能够平复两家的争斗。大家都在静候村长的到来，最戏剧化的一个幕出现了：村长还未出门，就被市公安局以故意伤害罪抓上警车，依法刑事拘留15天。秋香听闻慌张失神，飞也似地冲向村长家。但闻着警笛声，望着空旷的马路，她只剩下一脸茫然：“我只是要个说法，没有说要让公安局抓人啊？”
至此，好戏的上演终告落幕。《秋菊打官司》是激进的，但激进不是它的目的，它比政治意味更深入了一层，进入到了民族文化的要义之中，这就不仅仅是在回应和考量时代，而是在反观和拷问历史。真正的好戏就在这里面，人情、面子、权利、权力四者的纠缠不清才是90年代乃至当前最具普遍性的社会戏码。国家上层很可喜地具备一定的法制先导，但民间的接受却存在巨大的文化堕距，公民的建构所面对的障碍既来自体制又来自还未成形的公民自身。这是制度与文化的矛盾，也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悲剧性辩证。
秋菊家要建一个辣子楼，村长不让，因为上头文件在这里，这是现代秩序，是法律文明。
但是秋菊的男人骂村长“下辈子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村长一生气，踢了男人的下身这又是乡土社会的经典作为了。
中国社会分为两套秩序，一是乡土社会的民间秩序，一是官方的秩序，这在中国农村尤其体现得明显。
在农村，最大的权力者是村长长老，民间舆论是评判行为的最主要力量，人情是联系人们关系的最大纽带。面子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而在现代秩序中，权力者是公安局，是政府，评判行为的力量是法律，是国家强制机关，联系人之间关系的是合作关系或者利益，利益是人们的追求。
而这里的秋菊，她就是要通过现代秩序，法律程序来解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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