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了贿赂地方官员等卑鄙做法,将船驶入广州,并按葡国习惯在桅杆上升起旗帜,鸣放礼炮致意,却让中国官员和百姓大受震惊,被误认为是开炮寻衅。不久,葡萄牙使者“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葡使团通事火者亚三通过贿赂武宗宠臣江彬,有机会陪侍一向喜玩乐的武宗,武宗觉得能通番汉的亚三说话有趣,便“时学其语以为乐”。亚三倚仗武宗宠溺甚为骄横不法,留在广东的葡萄牙人则“筑室立寨”、“掠买良民,为久居计”。葡萄牙的种种有恃无恐的非礼与劣行激起前前明朝廷以及周围老百姓的愤怒,前前明朝廷与人民遂不断地展开驱逐葡萄牙殖民者出境的斗争。
正德十五年底,御史丘道隆首请驱逐葡萄牙使臣，上奏的时候说的是:“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番,声罪致讨。”御史何鳌也大声的喊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番独精。前岁驾大船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最终也提出全部驱除葡萄牙人的建议:“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
这个奏疏得到了允准,不久广东各地的外国船只大大减少。然而,资本主义对外侵略的本质决定了葡萄牙人不会轻易离开南中国这片富饶之地。在中国政府严申“禁私通”而取消与葡萄牙等外国通市后,葡萄牙便利用“兵械独精”、“海外诸番无敢与抗”的军事优势,于嘉靖二年发动西草湾之役,前明明军奋力抵御,杀敌三十五人,生擒四十二人,大获全胜。西草湾之役给了葡萄牙人以沉痛的打击,是中国人民在反抗殖民者历史上取得的第一次辉煌的胜利。
嘉靖皇帝的时候,为了对付葡萄牙入侵,也曾严厉禁绝私人贸易。嘉靖九年,给事中王希文上疏论及外国人私携商贾之流毒:“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渤泥五国来贡,并道东莞。后因私携贾客,多绝其贡。正德年间,佛郎机阑入流毒,概行并绝。曾未几年,遽尔议复,捐威已甚。……请悉遵旧制,毋许混冒。”通过他的力争,“乃定令,诸番贡不以时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不久,广东“货至者寡”,“番舶几绝”。葡萄牙在中国的贸易遂出现了一个低落期,葡萄牙商人便更加谨慎地与广东当地海盗及倭寇勾结,进行走私活动。
嘉靖二十八年,发生了一起由葡萄牙聚众作乱者所引起的弹劾事件。巡抚朱执主张严禁通番,葡萄牙人便聚众犯法,朱执将贼首李光头等96人处死,遭到御史陈九德的弹劾,罪名是专擅。给事中杜汝祯受皇帝派遣前往验证,竟说被斩首的是进行正常往来贩卖的满剌加商人。于是朱执被逮,自杀。《明史》叹曰:“盖不知满剌加即佛郎机也。”此时满剌加已为葡萄牙所灭,作乱者确实为在禁通之列的葡萄牙人,朱执之死实属冤案。自朱执死后,便无人敢过问葡萄牙商人。“海禁复弛,佛郎机纵横海上无所忌。”
正德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并未能阻挡住葡萄牙的入侵,相反却加剧了广东沿海的倭患。同时,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海外贸易实为广东财政税收以及军饷所需之一大来源。而且明中叶以后南方许多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产生了一个以商品交换为生的商人阶层。故海外贸易不可完全禁绝。巡抚林富曾上言议复许葡萄牙通市:“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仔细归纳一下就是: 一、诸番来华贸易,抽分法所得“足供御用”；二、资财可“籍以充军饷”,加强军事防御;三、“番舶流通,上下相济”四、小民可从贩卖中满足衣食所需。以上四利,“助国裕民”,“因民之利而利之”。此上疏得到允许,“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具体执行下来。也就是看当地的尚家能获益不少。
海禁政策的放宽为葡萄牙侵占澳门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进入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为侵占澳门布下了畅通的经济贸易网。而广东地方官员同葡萄牙人勾结,收受贿赂,更为他们加速侵占澳门提供了可乘之机。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受葡萄牙人贿赂将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移至澳门。岁输课二万金,准许葡萄牙人在此居住,以至其建筑“高栋飞甍,栉比相望”。朱执自杀事件之后,葡萄牙在澳门更是肆无忌惮,“筑室建城,雄距海畔,若一国然”。嘉靖三十二年的时候,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借口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而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员,得以入据澳门。嘉靖三十六年,有中国海盗围攻广州,中国官吏乞求葡萄牙人援助,因其捕海盗有功,遂被准许长期居住澳门,以酬其劳。葡萄牙终于实现了租借澳门的侵略意图。葡萄牙占领澳门是海外侵略行为,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葡萄牙虽然占领了澳门,得以在澳门长期居住,但明朝政府依然对澳门实行有效的统治,每年收取澳门地租银一千多两,而且澳门的各级官吏也都是中国政府所派。在万历初年,前明朝廷为有效控制居澳葡萄牙人,在葡萄牙人居住区外修筑了一道围墙,中间留有关闸派官兵守卫。这些守闸官兵定期开启城门向葡萄牙人供给薪蔬食物及日常生活用品。
前明朝廷的初衷是要让葡萄牙人尽在中国政府严密控制之下,“让葡夷仰我濡沫,使不易久居”。有暴乱时,则可以及时关闭关闸,断其粮食供应。但是明朝帝王大臣们低估了葡萄牙人的能力,他们以经商为业,而中国边境的私人贸易从来就没有被很好的管理与控制,而且地方官员还与外人勾结起来中饱私囊,这些都极其有利于葡萄牙人与中国人进行私人贸易而不受前明朝廷的干预。
另外,以围墙将葡萄牙人圈起来,这本身就促成了葡萄牙人划地自治。葡萄牙人在关闸以内组织议事公局,每三年举行一次选举,同时还建立警卫队,设立海关,向在澳外国船只收取关税。与之相对比,广东地方官员反视澳门为外府,对葡萄牙的侵略恶行“佯禁而阴许”,这更助长了葡萄牙人的嚣张气焰。
后来。倭寇作乱。葡萄牙人也在暗中推波助澜。倭寇一除。朝中大臣也就准备对葡萄牙人动手，但当时人对驱葡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剿除澳夷,一种是将其移至浪白外洋,使之就船贸易。总督张鸣罔认为：葡萄牙人居在关闸以
-->>(第2/3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备用站：www.lrx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