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将其刻画为英雄，当然也不会刻意去妖魔化。
但即便与主流意识不符，杨夏还是想表达一个东西，那就是华夏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有“蜀王”意识，生活好啊，安居乐业啊，可华夏却最最缺少一个东西，那就是居安思危，当然，这东西也可以叫反思。
杨夏为何要写作这样一个东西？原因在于他拥有后世的眼光。客观地说，华夏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所谓一些主流作品，大多经不住时间的检验，其艺术性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杨夏是个重生者，如果还去写那些东西，以讹传讹，杨夏就是不道德的。
杨夏要写，就必须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譬如一个说真话的人，有些真话可以不说，但一定要做到不说假话。
至于小说能否发表，杨夏到是不特别急。因为在杨夏的计划之中，仅诗歌和散文两项稿费收入，就可应对自己的极大部分开支。
事实上，自从杨家接手赤泉区池塘堡坎工程后，杨夏已经没给家里拿钱了。自己挣钱自己花，杨夏的存款每月以二百以上的数字增长着。
对于写作，杨夏的计划自然不是如此简单，包括整个人生，杨夏也不会简单读档就完了。华夏很大，世界更大，而时代似乎更加伟大！生活在七十年代的人，哪怕就是一个米国人，也不可能洞悉未来几十年，由信息技术带来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寒假回家，其他初中学生和高中学生，均与家长一起参加大集体的劳动，惟有杨夏一人，躲在家里一天也不出工，这在过去，杨夏绝对是被批斗的对象，不爱劳动，思想好逸恶劳，思想有问题啊，但是，因为华夏作家协会的一纸邀请函，让杨夏可以光明正大地逃避劳动。
“小五子，你好安逸啊，每天可以睡个懒觉。”姐姐杨春时常不满杨夏的表现。
“哎，我到是想去劳动，可去上京丢了咱杨家的脸，你来负责啊？”杨夏很无耻地打起了上京的招牌，而且还是用之来对付自己的亲姐姐，可见这家伙内心之恶远超一般恶人。
后世，有人在研究杨夏这个寒假期间的行踪时，用了“沉着”、“沉静”两个字，大意是杨夏获得了华夏作协的邀请，沉下心来准备作品，虽然作品没有获得有关出版机构的肯定，但无可否认，《蜀王》第一卷正是完成于这个假期，而《蜀王》的价值观也正是定型于这个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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