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回七九当农民

人性哩！”

    “罢、罢、罢，我也不喝你们的酒。也不用你们请我吃饭。我害怕好吃难消化哪！这样吧，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下午我就找吴县长，把你们各家的情况，把你们地意见。一句不漏地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怎么样？！现在还是各人回各人的家吃饭吧。哼，还是回家吃老婆做的饭。心里最踏实！”么办？县里地领导们得赶快拿个主意了，要是再迟几天的话，我可就被那几个厂长们扯得吃了！你是不知道我这几天过地那是什么日，上班、下班的时候，就没有一点脑清静的空儿！”李永明苦着脸在吴永成的办公室诉说满肚的委屈。

    “呵呵呵，这是好事情嘛。这说明大家都想把企业搞好呀！”吴永成笑着给李永明让过去一颗烟，示意他坐下来慢慢地说。[]

    “有了钱那才是好事！没有钱就只能是倒运了。唉，还是咱们县里穷呀！”李永明点燃烟，满腹惆怅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老李，你说，咱们县里地这几个国营企业，是不是只要给予一定地技改资金，就都能重新翻身站起来？”吴永成摆弄着桌上的一叠生产报表，若有所思地盯着李永明。

    李永明有点不明白吴永成话地意思了，拿不定主意自己该说什么：“吴县长，你的意思是说……”

    吴永成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意思说了出来：“我是问你，比如说，像咱们县的农机厂、五金厂、饮料厂等这种企业，注入一定的资金以后，就能改变他们多年的亏损面貌吗？我看很值得怀疑！”

    “嗯，那是、那是。”李永明犹豫了片刻，马上连连点头：“吴县长，我也是这么想的。比如说农机厂吧，以前农村土地承包以前，那效益还能马马虎虎给工人们按月发了工资，可现在几年了，年年亏损，就连每个月给工人们发工资，也是靠银行贷款，几年来已经欠了工商银行几十万的贷款了。[]还有那个五金厂，也是好几年没有接到一点业务了，从前他们还打一些铁锹、镢头什么的，可自从国家允许个人们搞副业开铁匠铺以后，就连这一点点业务也没有了。老百姓们使用的那些农具都是三把、五把的，也就根本架不住他们的日。”

    “嗯，我也看了这几年全县各国营企业的年度生产报表了，从这些报表就能反映出依靠贷款发放工资的，还不仅仅是这两家企业。产品不对路，企业没活力。单凭争取的那一点技改资金，也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的。”

    “对，我也这么认为。有的厂干脆就是想把这一点技改资金作为工资，给工人们发下去，先解决眼前的这一些困境，得过且过。好几家企业现在就是资不抵债了！”

    是啊，该想个什么办法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哪？吴永成皱着眉头苦苦地思索着：要不也搞个拍卖、承包？

    不行，一牵涉到企业的拍卖。[]那就要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地这个敏感性问题，他吴永成现在的根基还不稳，再说还有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在暗处憋着心眼想对他使坏哪，他可不能授人以把柄。

    要不就搞个股份制？让那些搞得好的乡镇企业注入资金搞产品转轨变型，比如说鱼湾村的那两个企业？

    那也行不通！这牵涉到了两个不同性质的所有制企业之间地纠葛，和拍卖性质上也差不了多少。还是太敏感！

    “吴县长，要不，咱们干脆把那几个资不抵债的企业申请破产。你看怎么样？”李永明看着吴永成一筹莫展的样，马上给他出了一个点：“我记得好像在前年地时候，东北一家的企业就是因为管理不善、企业效益太糟糕，连年亏损被强制破产的。这个事情《人民日报》上也曾经登过。”

    破产？！吴永成的眼睛一亮：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办法？真是一时急糊涂了。

    在吴永成的记忆，国有企业终于鼓起勇气探索市场的退出机制，那就是从八十年代期，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为开头的

    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一八年八月三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宣布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

    那一天。破产企业的员工们带着白花，站在厂门口为它送终。那会儿虽然是夏天，但场景一片凄凉。这是新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倒闭的国营企业。

    企业地破产，让多年以厂为家的人。情何以堪。但是企业的生长，终究要遵循其发展规律。同年地十二月五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

    《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地经营责任制。从此，一场激活企业，并建立退出机制的企业改革驶入快车道。

    连续亏损多年的沈阳防爆器械厂被宣告破产。那里的七十多名职工。也随之成为新国国有企业的第一批下岗人。

    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所产生地震撼力，似一颗响雷。给落后地企业以惊醒，把一向忽视市场规律和竞争机制的国有企业，从理想带回了现实。

    吴永成也知道，现行地《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于一八年通过，但是直到从一八年才开始实施。

    这个破产法规定，它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也被称为国有企业破产法。但它实际上所发挥的作用，用后来一个广为流传的调侃，说得更到位一些：它是国有企业破产预防法。

    因为按照《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所有的破产案件，没有政府的审批，没有企业职工安置方案，法院就不得受理。

    为此，央政府专门成立了“全国企业兼并破产领导小组办公室”，各省也设立了相应机构，以“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实施破产案，每年的破产额度也是一定的。一**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仅仅为十八件。

    对于这一点，吴永成作为穿越之人，那是非常清楚央政府之所以实行破产额度控制，也是迫不得已的。

    在国有企业破产之时，除了考虑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外，银行不良贷款的损失也是直接原因之一。就因为破产企业清算，银行的债权往往落空，银行也就不愿让企业破产。

    于是，国家就从银行的坏帐准备金，拿出一定的比例作为冲销额度，用于企业破产。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等于是央政府拿钱，去让国有企业搞破产。

    现行企业破产法的这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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